吴东峰的博客

“七大”代表为何没参加“七大”?－－无欲卢胜

wudongfeng — Wed, 26 December 2007 21:09:45 +0800

酒量大度量更大

　　　　　　　　　　　无欲卢胜

　　（１９１１—１９９７）

　　卢胜将军圆脸大耳，眼角微斜，喜理平头，朴实无华。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８日，余于福州采访将军，是时将军身穿圆领汗衫，手握芭蕉扇，足蹬黑布鞋，望之如一幅无量寿佛之古画，惟缺古松一株，香炉一尊，经书一卷。（１）

　　卢胜将军道德纯厚，草帽布衣，粗茶淡饭，吃无所求，穿亦无所求。初识者无不误为草头百姓也。（２）

　　卢胜将军海量，但平时从不贪杯，无论大小酒宴，一辈子未醉过。陶勇将军豪饮，亦不敢与卢胜将军斗酒。人谓将军“酒量大，肚量更大”。（３）

　　卢胜将军原名卢家扬，曾用名李胜，海南琼海县芳岭村人，渔民世家。父卢亚英，出海打鱼，途中突发心脏病亡，海葬。其时将军五岁。三年后村中瘟疫流行，母亡。祖母带将军避于深山野岭，躬亲抚养，活之。（４）

　　１９２６年，卢胜将军参加农民协会，次年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８年，国民党“围剿”琼崖苏区，将军流亡新加坡，先于海轮当厨师，后当制胶厂工人。将军勤快好学，会烤鸭，烤面包，做牛肉汤等烹调手艺。随远洋轮先后到过爪哇、吉隆坡、泰国等地。（５）

　　１９３２年春，卢胜将军于新加坡四合星夜校进行革命宣传和秘密活动，英殖民当局捕之入狱，因查无共产党证据，被驱逐出境，继回国。将军回忆，于狱中曾受冰刑，以一大冰块压胸部，碎冰块围四周，极难受，一次冰刑长达三四小时，直至全身麻木，失去知觉，由此得支气管炎，终身不治。（６）

　　１９４３年３月，卢胜将军接新四军军部通知，与刘培善、温玉成、段焕竟等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其妻姜斑华随同前往（因通知整风时间长，团以上干部可带家属）。途经江苏涟水大黄庄，突遇日伪军三面伏击，将军右腿腓骨被日军步枪子弹打穿，当即倒卧于地。姜斑华与警卫员急拖将军至附近一独立草屋隐蔽，并取两个银元分别绑于将军两处枪眼正中止血。姜斑华言，其时危险极了，三面都是日军，循门缝可见日军马队“嗒嗒”而过，太阳旗呼呼飘扬。将军掏枪曰：如敌人进来，首先我们自己解决，先把我打死，小黄（警卫员）最后与鬼子拼。幸亏日军来来回回，没有进屋。否则我们三人定与鬼子同归于尽了。

　　后，老乡带武工队员来，扛一副担架，乘日军吃饭空隙，抬卢胜将军冲过开阔地，钻进一片森林，急行二里余，到达我方急救站。故将军虽为“七大”代表，但未参加“七大”。（７）

　　卢胜将军言，解放战争中的立功运动，赖少其当为首倡者。１９４６年夏，后号称“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发起，新四军一师一旅二团官兵在李堡战斗中提出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赖少其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在全团推广。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赖少其起草《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提出“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的口号，并建立“三证”，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叫做功劳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连队有一个“功劳簿”，部队光荣，永远光荣；给家里一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３日，新华社发表新闻《海丰大队（二团）热烈开展立功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短评称“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８）

　　１９４７年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四纵队进军鲁南，被国民党七个整编师，二十多万兵力包围。敌众我寡，情势危急。为粉碎敌之合围计划，叶飞、陶勇决定以卢胜、韩念龙之十师迷惑、钳制国军，掩护主力部队调头向西，跳出包围圈。卢胜将军欣然领命，毫无怨言。主力临行，陶勇将军摆酒宴请卢胜、韩念龙，竟半晌无言。卢胜将军则慨然举杯，曰：“请司令员放心，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转移！”是役，卢胜率部苦战六昼夜，全师４０００余人，减员至１６００余人，损失近三分之二。华东军区特发通电，表彰十师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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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战役后期，解放军十一个纵队围杜聿明集团于陈官庄地区。是时，中央军委命令暂缓攻击，转入战场休整。卢胜将军率部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仅２０天就有８０００余名敌军投诚，约敌军两个师的兵力。其时，卢胜将军任华野四纵副司令员。（１０）

　　朝鲜停战后，卢胜将军回国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每至节假日，将军不串门聊天，不上街观光，闭门端坐读书，或伏案作业。是时，张震将军为战役系班长。１９９２年，有人问张震将军：“你那个班，哪位学生最好？”张震将军指卢胜将军，竖拇指曰：“老卢最好！”（１１）

　　据卢胜将军回忆，股份制经济红军时期就实行过。其时，闽粤边军民于三年游击战中创办的合作社经济就有部分为股份制经济，或由政府机关（指革命政权）与群众共同集资，如平和县石门合作社；或由群众自愿入股，如平和县三坪村合作社；或以群众自愿和摊派入股相结合，如南靖县科岭合作社。入股之社员，人手一册“社员证”，手写或油印，上盖苏维埃公章。社员购物，可以凭证登记，以抵还股息或股金。合作社是闽粤边军民在三年游击战中的一个创举，使边区经济羽毛渐丰。（１２）

　　卢胜将军回忆，１９４７年２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其时师级机关司令部设有作训、侦察、通信、机要、管理五个科；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保卫、民运、联络、总务六个科。３月，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军区的指示，撤销了军政委员会组织，成立了师党委会。将军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师长兼党委副书记，韩念龙为第十师政委兼党委书记。（１３）

　　卢胜将军回忆言，陈毅元帅高瞻远瞩，大气度，善统战。１９４０年夏，郭村保卫战大捷后，就部队如何动作举棋难定：是乘胜追击，拿下泰州？抑或就此收兵，重开谈判？是时，陈毅元帅连夜至郭村，为部队定下大行动原则：继续反击，打到“恰到好处”。７月４日，将军奉命指挥向泰州城推进，克塘头镇，越九里沟，泰州城唾手可得，而陈毅元帅“不准进泰州城”的命令亦一道接一道飞快而至。由此争取了泰州“两李”共同抗日，彻底孤立了顽固派韩德勤。（１４）

　　卢胜将军无私无欲，有情有义。战争年代某日行军，将军见一伤员坐路旁央求指导员：“给我留下个手榴弹，如果碰上敌人，我就跟他们拼！”将军上前，抱其双脚，细察伤口，遂指示指导员：“不能丢下一个伤员！”并留下自己的干粮。建国后，将军至东山岛下连当兵，凡连队战士患病，必亲自下厨，掌勺做病号饭，端至战士床头。凡遇政治运动，将军重证据，讲政策，宁愿担当“右”倾之名，绝不伤害一个同志。（１５）

　　卢胜将军与部队知识分子情谊甚笃。苏中军区文工团有芦氏姐弟俩，曾供职于国民党机关。整风运动中，有人揪住不放，主张要“算账”。某领导征求将军意见，将军对曰：“芦氏姐弟年轻。历史上的问题，已向组织交代。应该给予保护。”芦氏姐弟由此幸免于难。（１６）

　　卢胜将军慷慨好客，凡来闽之熟人，无论上级、下级，高官、贫民，必前往拜访，或摆家宴招待。将军夫人姜斑华告余，将军工资多用于招待客人，时有透支，而将军则“嘻嘻”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１７）

　　卢胜将军先后与张震东、韩念龙、陶勇、钟国楚、陈庆先、彭德清、刘永生等将军搭档，时而军事指挥，时而政治领导。将军胸怀宽广，赤诚相见，任劳任怨，拾遗补缺，人称“好搭档”。彭德清将军言：“人生难得一知己，卢胜是我的知己。”陶勇将军曰：“我当军长，卢胜帮了我大忙。”韩念龙曰：“和卢胜搭班子，心情最愉快！”（１８）

　　卢胜将军晚年喜钓鱼，无论夏日炎炎，或大雪纷纷，乐此不疲。曾获福州军区老干处钓鱼大赛冠军、福州市老干部钓鱼大赛殿军。有人问将军钓鱼奥秘，将军笑答：“无所求必有所得。”（１９）

　　卢胜将军与夫人姜斑华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结婚五十余年未红过脸，吵过嘴。五十年代中期，将军接寡居的岳母至身边，视如生母，极尽孝道。（２０）

资料来源与注释

（１）卢胜，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８日福州采访笔记。

（２）姜斑华（卢胜将军夫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福州采访笔记。

（３）同上。

（４）同上。

（５）卢胜文、王炳南整理《卢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６）同上。

（７）姜斑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福州采访笔记。

（８）卢胜文、王炳南整理《卢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９）同上。

（１０）卢胜文、王炳南整理《卢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１１）姜斑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福州采访笔记。

（１２）卢胜文、王炳南整理《卢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１３）同上。

（１４）同上。

（１５）姜斑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福州采访笔记。

（１６）卢胜文、王炳南整理《卢胜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１７）姜斑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福州采访笔记。

（１８）同上。

（１９）姜斑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福州采访笔记。

（２０）同上。

细节长征之憾事（独家）

wudongfeng — Sun, 10 December 2006 09:19:54 +0800

点击（1489）评论（1）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2-10 08:28:40　

细节长征之憾事(有删节)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全国解放三十年廖汉生将军未曾回老家探亲。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也。廖汉生回忆二、六军团于湘西出发长征时，许多红军亲属将子女和亲人托付给他的情景：

“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

当时廖汉生的回答是：“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

这句承诺使他背上了永难偿还的感情债。廖汉生说：“因为他们的亲人大多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也很难说清。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

中央红军过了乌江，直进川西南，川军郭勋祺守着土城。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的青杆坡打一仗。彭德怀率三军团去进攻，据侦探报告是两个旅，以为满可以打下，谁知越打越多，打出五个旅来！彭德怀损失不小。郭勋祺作战颇为沉着，他们在后面用望远镜看郭勋祺的后方，有几次都有动摇模样，然而皆被郭勋祺镇定了下来。

长征中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失败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两个旅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援部队；二、是轻敌，对川军主力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攻打赤水。毛泽东说：“今后力戒之！”

《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一团离开离昆明不远的崇明县后，三营在下山的时候，正好碰上周恩来、刘伯承和中央机关供给部及卫生部的同志在一起，沿着山下的一条大路行进。因为三营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头天在嵩明缴获的敌人的军装，掩护中央机关的部队误认为三营是敌人，便开了枪。他们一开枪，三营便摆开了阵势，机关枪一架，冲锋号吹响了。供给部、卫生部老同志多，掩护部队少，只得往对面山上撤。三营营长尹国赤看出对方不像敌人，中央机关的同志从三营的号声中也听出了是自己的部队，便连发信号，这才避免了一场大误会。事后周恩来不但没有批评三营，还表扬了三营警惕性高，也很灵活。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拉拉手，就得走半天。”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时，曾因不懂得这里的地形特点吃过亏。有一天，上级通知十一团在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一起走。师部就住在山沟那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所以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并不着急，起床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道路很窄，弯来弯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这样一来走的时间就长了。师部等不到他们，就先走了。后面山脚下敌人又追上来了，隔着沟开枪，战士们跑步上山，迅速脱离敌人，差一点就吃了大亏。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六师攻占康县后，即把十七团和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的师部及各团的扩红队、伤病员，留驻康县。10月3日，总指挥部经中央复电批准，急令全军放弃现地，夺路北上。红二方面军仓促撤出徽县、两当，而此时六师十七团还分散在康县，收拢不及，与主力失掉联系。以后陆续得知，十七团在康县孤陷敌中，虽几度突围终未成功，在那里没能生存多久。全团同志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被俘，有的流落当地，有的辗转回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历尽磨难找到部队。带领十七师在康县扩红的师政治部主任刘型也不幸牺牲。

廖汉生回忆说，从长征出发到进草地，六师一直保持三千多人，走起路来也称得起是浩浩荡荡，这次一下子就损失了这么多人。一个师就剩这么点人了，骑在马上从队前可以看到队尾，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长征路上某日，红一军团某营长叛变投敌，时任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的龙飞虎将军奉命策马追击，以枪毙之。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见到龙飞虎并对他说：“老虎啊，你杀了我一个营长。”龙飞虎急忙辩解说：“他要跑嘛，要跑我就杀了他嘛！”龙飞虎事后对家人说：“三十年了，林彪为啥还记住这事？”再遇林彪即敬而远之。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为保障会议安全，亲自部署司令部的三个警卫班组成三个高射机枪阵地，严防敌机低空偷袭。也许是太紧张了，负责高射机枪阵地的邵永清把一只飞来的猫头鹰误认成飞机，连忙吹响了防空号，让首长们空紧张了一番，这让邵永清懊悔死了。邵永清说刘伯承非但没有怪他，反而对他说：“莫要紧张，下次看仔细了，我们相信你。”邵永清说：“也真怪，首长们一鼓励，我们眼就亮，耳也听得清，眼耳结合，硬是没让敌机的阴谋得逞。”

耿飚、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桐梓时，因为红军指战员大多出身贫苦农民，从没有见过电灯是什么东西，都想感受一下电灯的光彩。电厂老板说发电机用的煤使完了，机器没煤烧，发不了电。于是四团担架连，加上团直属机关的士兵们突击运煤，保证晚上发电。杨成武说大伙忙了两三个小时，刚把煤运足，想歇口气，等着看电灯。这时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来到四团，陈光见到耿飚、杨成武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马上出发！去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细心的刘亚楼政委像是看出了什么，他拍拍杨成武的肩膀说：“任务紧，也很光荣，只要我们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革命胜利了，不愁看不到洋楼、电灯。”可惜四团的指战员们，还没来得及等到灯亮，就又匆匆踏上了征途。

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整训期间，八十八师政治部赵主任的马夫放马时，马误吃藏民青稞，肚胀而亡。当时以“有意破坏”罪判处他死刑。时任政治部宣传干事的任荣回忆说，该马夫是我在陕南沔县扩红时招来的红军，四十多岁，勤劳朴实。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只知他姓刘，更无法告诉地方政府，对他的后代给予照顾，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王平回忆说，1935年7月，红军至长川西南亦念藏民区。某日，红军欲进驻一栋藏民院子，黄土青砖，三间。其时，青年藏民均避走，唯余一古稀老人，黑脸大鼻，蓝睛髯须。老人堆垒石于院内，凡近者，以石击之，百发百中。时军情急，王平鸣枪警示，老人纹丝不动。团长邓国清继举枪击之，中腿，倒。老人拖伤腿爬墙出，开大门，迎红军。见王平，老人翘小指示之，见邓国清，老人翘拇指示之。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某日，时任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的胡奇才接上级电话，命令该团经过茂州半夜从雁门关过铁索桥。当时胡与团长张厚昌未问清沿河北上还是南下，即率部出发。经一夜行军，错达汶川的燕门关。王树声副总指挥闻之打电话，怒骂张厚昌与胡奇才。胡主动承担责任，说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与张团长无关。后胡、张带队回返茂州，见王树声副总指挥。胡敬礼后报告“三十三团已奉命到达茂州……”话音未落，王树声便跳起来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朝身边警卫员怒喝一声：“卸下他的枪，送交通队关起来！”建国后某日，胡奇才遇王树声。旧事重提时，王不无歉意地说：“咳，那时有点野蛮啊！”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长征中某次战斗，部队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有一些布。团部的警卫员、通信员围着团长贺炳炎，要求用缴获的布为他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贺炳炎答应了。衣服做好以后，团部的警卫员、通信员穿起来觉得很神气，但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映。团政委余秋里对贺炳炎说：“全团一千多人，你批准给团部少数几个人每人做一套衣服，这样就脱离了广大群众，必然会引起大多数同志的不满。”贺炳炎一听，猛地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生气地说：“你这个政委管得也太多了，我这个团长连做几件衣服的权力都没有吗？”说着一甩袖子就出去了。当时贺炳炎去找贺龙告状，贺龙狠狠批了他一通。

《廖汉生回忆录》记载：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上级要求向四方面军学习做“背夹子”，一人做一个。六师师长郭鹏检查时发现师骑兵侦察连没按上级要求做，连长的理由是“我们行军都骑马，不需要”。郭鹏大怒，以拳揍连长并罚全连下跪。时任六师政委的廖汉生立刻赶到现场，制止了郭鹏的做法。后，廖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报告了此事。总指挥部对郭鹏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并报经红军总部批准撤销其师长职务。

遵义会议期间某日夜，敌王家烈一个师乘天黑偷袭驻刀靶水镇的三军团五师师部，得手。军团长彭德怀闻之怒甚，立即打电话大骂师部领导，并宣布给师长李天佑处分。罗元发当时正率五师十五团驻防滥板凳地区，也遇到敌人的偷袭。他派侦察参谋熊奎去师部报告情况，才得知敌人同时偷袭了师部。罗元发回忆说，当夜我们团及时打退了敌人。后来才知道，敌人曾俘获我师一伤兵，根据其交代得知师部驻地，故而使偷袭得逞。

直罗镇一役甚为关键，时任一方面军二师四团二连副连长的胡炳云同其他连干部领受任务后，各表决心。胡还出了个主意：买两只鸡回来炖，喝点鸡汤养养精神，准备明天打胜仗。副指导员王东保也附和道：我们喝了鸡汤如能打胜仗，那么我就是回不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了。几个人围在一起具体研究这一仗的打法并进行了分工，半夜时分，鸡汤炖好，几个人以汤代酒，共振士气。第二天，军团政委聂荣臻得知此事，批评了胡的“报销”自己的想法，并总结说：“革命还未成功，我们既要多打胜仗，又要减少流血牺牲。”

红三军团在亦念呆了十多天，因为藏民跑光了，红军便自己割青稞准备干粮北上。当时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到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彭德怀曾对红十一团政委王平说过，毛泽东讲：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就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不这样，红军就要饿死，只有等到我们胜利，再对少数民族给予加倍的补偿。

《韦祖珍自传》记载：1936年10月下旬，时任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的韦祖珍于宁夏预旺堡因突然生病住院，转院途中被东北军骑兵包围，同行者皆无武器，身体好的四散逃开，病者全部被俘，关押于平凉东关一座大庙内。韦祖珍回忆当时情景说：“大庙内有我军被俘人员六七百人，绝大部分为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时被他们收容的掉队人员，其中少数身体好者已被送至他们部队当兵。”一月后，爆发西安事变，东北军派汽车将被俘人员全部经西安送回云阳县我方总部。

1936年元旦刚过，红二、六军团至湘黔交界的晃县、玉屏，敌李觉纵队渡过沅水河向晃县追来。二、六军团立即沿河的左右两岸向敌渡河点迎敌。时任六师政委的廖汉生率部赶到作战位置后，四师代理师长金承忠正率部经过。廖汉生与之开玩笑说：“喂，我们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你老兄可不要被打死哟。”金承忠对六师师长郭鹏和廖汉生笑笑回答：“好哇！”时隔十几分钟，金承忠就在率部向敌发起冲击时中弹身亡。战后，廖汉生深深懊悔：真不该跟他开这个玩笑。从此后，廖汉生凡言语必有畏忌，再也不敢开不吉利的玩笑。

红军长征中某日夜，胡奇才行军时遇到三十一军运输大队，见有很多骡马。他趁天黑人家不备，将自己那匹小瘦马留下，顺手换了一匹大骡子。胡奇才当时心想：我是换一头，不是偷，只是大小有别呗。后，胡靠此骡子走出长征。胡奇才晚年常自责，不该以小换大；但他又说，战争年代为了打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002年2月9日，唐金龙将军之子唐胜利在三亚对笔者说，他父亲曾对他说自己在长征时犯过一次错误。父亲说：“因没有粮食吃，实在没办法，不得已与藏民打了一仗，抢了一批牦牛。”

1996年4月20日，邓逸凡在广州对笔者说，长征途中，舒同画了一幅宣传漫画，嘱他刻蜡版油印。他出于好奇，在画上添加了几笔，印出后模糊不清。舒同严厉批评说：“邓逸凡同志，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邓逸凡回忆说：“这个批评我一辈子都记得！”

丁甘如回忆说，长征中有时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反自己的纪律。过草地时，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刚走过“有生以来最难走的路”，童小鹏在1935年6月4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午后五时又出发了，前进二十里到石坪宿营，不知怎的手枪从枪压套里‘突围’跑了，损失了革命一利器，的确是罪恶！”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限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把粮。前面走的部队粮食少，把豌豆苗也给吃了，后面的只好挖豌豆根吃。胡奇才回忆说，当时发现多吃粮食分量的，轻则批评，重则挨罚，罚站罚打或“关禁闭”。这也是为着大家能活着走过草地，在当时万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任荣回忆说，1936年6月中旬，我们翻越天险腊子口，向岷县（岷州）开进，途中沿一条河行进时，发现河岸沙滩上大约有十多具被淹死的尸体，穿的都是红军战士的服装，我估计这是先头部队为抢时间，不顾山洪暴泻，强行徒涉造成的。事后又无暇顾及，未能及时掩埋，所以给后续部队留下这一惨景。

《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一团一大队通信班班长张德仁，湖南醴陵人，腿脚有点毛病，外号“醴陵拐子”。长征中某战，张德仁随红一团追歼毛炳文部队。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顺声望去，见敌一个伤兵正向他招手。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乡里”。两人的老家相隔不到一里路，在家时彼此就很熟。张德仁问他：“你怎么在这里？”那伤兵哭哭咧咧地说：“国民党抓兵抓来的。现在受了伤，没得人管了。看在‘乡里’的情分上，你补我一枪算了。日后你回到醴陵，只要对我家的人说，我没死在坏人手里就行了。”

《王平回忆录》记载：彭德怀在离开红三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红三军团队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批评和谅解。他还说，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说是“骂”出来的吧！

评论：

陈小波发表于　 2006-12-15 08:50:30　IP:6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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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长征之交战（独家）

wudongfeng — Wed, 08 November 2006 09:03:25 +0800

点击（1479）评论（1）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1-08 22:32:09　

细节长征之交战(节选)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红一团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与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遭遇。三小时解决战斗，歼敌六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当团部掌旗员曾西斗同志把红一团团旗插到刚刚占领的阵地上时，周围一片欢腾。不少同志围着曾西斗欢呼跳跃，而曾西斗则像个武士，威严地守护着红旗。杨得志将军回忆说，部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样龙腾虎跃的气氛了。那时的掌旗员很不简单，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并且规定，不论部队行进还是休息，旗子都是不许倒的。红旗到哪里，部队到哪里。红旗是胜利的象征。

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时间是1934年10月21日晚。杨成武将军回忆当时的情况似乎很轻松：“红军士气高昂，连续走了几天，正愁见不到敌人，求战心切下，在古陂、安息打了一天一夜，把敌人打了个稀里哗啦。”对那场战斗，张爱萍将军也有类似的感觉：“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的一个高地，阻止我军前进，被十团一个冲锋就打垮下去了！第二天凌晨，十一团渡河发起总攻，谈到战斗结束的经过，王平充满了豪情：“红十团一部从左侧配合，向敌人一齐猛扑过去，守敌不堪一击，很快就放弃阵地逃跑。红十一团和红十团进占古陂圩，红十二团接替十一团追击溃敌。他们一口气追了七十里，一直撵到安息圩。”

曾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彭加伦，在回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写道：“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追得他屁滚尿流。大概跑了五六十里路，敌人实在跑不动了，遇到一个村庄，就停下来，想吃点东西歇歇脚。没想饭碗还没端稳，红军就赶到了，敌人扔下饭碗接着跑，跑得慢的自然做了俘虏。”

红军在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红四师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受命打掉前进路上一个寨子的敌人碉堡，开辟通道，以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带一门山炮前来配合。接任牺牲的红四师师长洪超的张宗逊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没有近距离用山炮平射打碉堡的经验，接连发射两发炮弹，都没有打中目标。彭德怀着急了，从后面赶上来，问了一下情况，观察了一会，指示炮兵作了调整，只用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后续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道县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湘江之战时，杨成武奉命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由祠堂坪飞袭道县和渡口，为红军过江打开通道。队伍距道县八公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城墙极高且有护水壕拦阻。午夜，红军凫水过河，夺船以渡。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红八军团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一百多公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十三公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像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数小时之后，水街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更加激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三十四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仅余师长及部分散兵。

红一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之战中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当时，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不信，急出观察。果然看到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吧嗒、吧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红五军团十三师于1934年12月1日拂晓安全渡过了湘江，当日在虎山宿营。这天，出了一个小插曲。陈伯钧将军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因连日疲劳过度，所有警戒人员都睡着了；结果敌人上来了，架好机关枪还不知道，直等敌人放枪喊杀，才由梦中醒来，稍微抵抗立即撤退，以致通南朝关口完全失守。”不过庆幸的是部队损失不大。连日征战，部队实在是太累了。

曾在红三军团第四师工作的张山震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12月28日晚来到距瓮安二十里处，在配套警戒时与黔敌接触。这伙敌人号称是王司令官的部下，大概有一个排，因为天晚，敌人弄不清前面是什么人，只听对方大喊：“我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啊！”红军战士们把机关枪燃鞭炮样地放着，并高喊着：“不管你是王司令官猪司令官，非让开道路不成！”张山震说：“倒霉的王司令官也吓得魂丢了，急急如丧家之犬，率着二百余人向着牛场逃去了。”

红三军团以第四师十团为先遣团。红十团在1934年12月29日清晨利用大雾掩护，逼近瓮安城下。守城的王家烈部第五、六团，代号鸡团、鸭团，以为瓮安城高墙厚，万无一失，有点麻痹。红十团机枪连迅速占领城东高地，居高临下向城里一阵俯射，敌人顿时乱了套，大雾里他们也看不清红军在哪里，胡乱打了一阵枪就弃城而逃。

乌江战役为红军入黔以来第一次激战。侯之担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红军于拂晓时在树木竹林的隐蔽下接近江边。红军战士用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侯部的手提机枪及花机关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所以红军做好了几个竹排子后，即冲下河边。由于水流太急，第一次两个竹排全被水流冲入下游。但他们并不气馁，又有六个竹排一齐过河，直达北岸，并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的敌人。侯部即退守半山上的工事，居高临下射击。红军坚守河边工事，南岸继续放竹排载红军过河。三小时后，红军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处偷渡一团人，向下游的侯部侧击，并抄袭侯部之后。这样侯部一部被缴枪，一部突围而向团溪、遵义退走。红军则一方架桥，一方追击。

1935年元旦凌晨，耿飚和杨成武率红四团到达乌江岸边。乌江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漂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没能成功。后激战四十八小时，才得手。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长征中突破乌江天险，初渡，首批一营官兵乘三竹筏神速抵对岸，并占领敌高地。而此时，敌预备队进攻凌厉，一营被逼至江边。我第二批渡江官兵尚在中流。时任炮兵连连长的赵章成迅速架起一门无瞄准镜之迫击炮，约片刻，忽见对岸一道光亮闪过，“轰”的一声巨响，炮弹于敌群后爆炸。炮兵连指导员王东保急提醒曰：“老赵，炮弹不多啊！”赵说：“这是试弹，重头在后头！”即伸直右臂，并拢中指、食指，目测修正距离。此时，阵地鸦雀无声，唯闻炮弹滑落炮膛之咝咝声。少顷，又见火光一闪，“哐！”炮弹于敌群正中爆炸。接着，第二发、第三发连续发射，均中敌阵。杨成武此刻方舒口气，大呼：“打得好，我要建议军团首长给你们立功！”赵章成笑笑，心痛地说：“可惜只剩一发炮弹了。”

红军进驻遵义后的次晨又开始大战。进攻红军的军队是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的两师人，自贵阳北进，渡过乌江后，本拟增援王家烈部。至烂板凳（离遵义城约六十里）时，王家烈率随从退下与吴军遇，备告失利情形，吴奇伟即急趋遵城。于遵义城南的十里铺以外（离遵义城约二十里），与红军彭德怀的三军团接火。

彭德怀亲自在火线上指挥。未几，林彪率领的一军团由捷径迂回至吴军后方。当日上午十二时，吴军两师即陷入红军四面包围。四周有利阵地，均为红军夺去。吴奇伟见势不利，拟即撤退。但红军愈逼愈近，缴枪之声四起。大部已被缴枪，吴即拼命率领两团突破南面红军包围，向乌江撤退。因乌江浮桥未撤，故吴奇伟等即得渡河。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一部向南尾追吴军，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军赶到乌江边。当赶到乌江边时，吴奇伟早已过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余人正在渡河。吴氏见红军到，下令立即在江南斩断浮桥的保险索，桥即为急流冲断，红军不得过江，但在乌江北岸之一千八百余人，均被缴枪。

自遵义红军获胜之后，红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骄傲气概，可见一斑。杨成武曾于遵义大街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像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1935年1月，林彪试图率红一军团由土城向赤水城挺进。红军士兵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行进至黄洞陂村时，红军前进受阻。敌人以坚固碉堡和山顶工事，配以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红军激战一日，毫无进展。其时，驰援赤水的国民党部队将至。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开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1935年1月28日拂晓，三军团发起土城战斗。毛泽东在位于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不料，毛泽东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

土城战斗中，干部团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指挥下，攻得最猛。时任干部团连指导员的郭林祥回忆说，当时他和连长各带一个突击排，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连续向郭勋祺的师部发起进攻。敌人刚到，立足未稳，仓促应战，虽然拼命反扑，但都被干部团打了回去，伤亡惨重。下午，眼看敌人快要无力招架时，突然又有敌三个旅的援兵赶到，把干部团压下来。

土城战斗后期，红军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林彪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像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渡及时渡河完毕。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地走过三个浮桥。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后，浮桥被拉上岸毁掉。

1935年2月25日，进攻娄山关的红三军团十三团与黔军守敌在阵地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彭雪枫回忆，由于红军的特等射手一枪干掉了敌人督战队的头目，据说是个旅长。守军因此而崩溃，红军攻占了娄山关。

在夺取娄山关战役中，红四军来到关下山脚，摆好进攻的阵势，侦察队开始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向敌后前进。这时，通向师部的电话线架好了。耿飚拿起听筒，正要向师部报告，不料听扼守娄山关的侯之担师部在跟王家烈军部通话：

“红军来了几个团，正向我猛攻。马上派兵来增援，要快！”

“军座交代，已经派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不准后撤一步。要注意警戒东边的小道，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桐梓城。”

原来红四团通往遵义师部的电话线，是利用敌人的线路，虽然把通向娄山关敌人方向的一端剪断了，但是由于被剪的一端落在地面上，经过雨后积水的传导，电话又通了。耿飚回忆说，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想不到真有一条小路，翼侧部队就能迂回到敌后，使主攻部队减少伤亡。

1935年2月26日下午，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不到两百米远。王家烈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被三军团守军击退。红军则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占王军后面的遵桐马路上的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红军四方包围，王军渐渐不支，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红军则乘胜追击，当夜三时占领遵义新旧两城。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贵州游历而做下野客。

王平回忆：1935年4月，红十一团第一营占领白层渡口时，遇到敌人一个营在对岸把守，商船和渡船全弄到了对岸，第一营准备第二天拂晓时强攻。到晚上十一点，守敌营长派副官乘条小船过来谈判。敌营长慑于红军的声威，答应借船给红军渡河。那个副官说：上级命令我们防守，你们还是假打一下，让我们好有个交代。深夜，一营朝天打了一阵枪，对岸放过船来。红军控制了渡口，大部队顺利地渡过北盘江，占领了贞丰县城。

1935年5月3日，红军干部团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干部团官兵走了九十公里，接着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当红军战士冲锋时，敌人从山顶上滚下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杀！杀！”，向敌人冲去。国民党守军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会理几乎是座中世纪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结实。红军本想出其不意地攻下会理，但未能成功。国民党第二十四师某部守军紧闭城门，守在城墙上，击退了彭德怀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团。第一次进攻时，十一团攻进了东城门，十二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队把居民撤走，放火烧着了这些建筑，大火迫使红军撤回第一道城墙。

国民党军下令让居民用大锅熬稀粥，然后把滚烫的稀粥浇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红军战士头上。三军团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第二次进攻也被击退了。红军接着采用了过去从未用过的办法。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了地道，进行爆破，但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于1935年5月24日凌晨到达安顺场。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范长江《塞上行》记载，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靠在南岸，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无人敢于划船。乃重价征船夫，每人划至对河一次，代价一百元。重赏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来应命。但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

红军在大渡河南岸获得两船之后，即挑选十七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携梭镖、步枪、驳壳机、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在河南岸，红军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当十七勇士乘船离岸时，对岸国民党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其间，有四人受伤，其余则一齐扑向敌军工事。

此时国民党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敌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敌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敌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敌军向下，一方则重驾两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敌军冲锋。敌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红军即占高山，乘势向敌军猛追，敌军大部被其缴枪。

乘船渡江勇士抢占大渡河对岸后，遭受敌机枪强大火力压制，勇士们匍匐滩头，岌岌可危。杨得志将军急令赵章成开炮支援。其时，赵章成仅有三发炮弹，一门八二迫击炮，无炮架也无瞄准镜。不可能试射，不允许浪费。只见赵章成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自己的手和经验技术，连发三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摧毁敌三个机枪火力点。十八勇士乘机夺占工事，而敌军因惧怕炮击逃之夭夭。随后，杨得志将军率增援部队渡河，一举攻占安顺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队伍急速前进，他们必须赶在第二天（1935年5月29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红军紧追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五十多公里。敌人无影无踪。

1935年5月29日，按时赶到泸定桥的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此时北岸桥头有敌军筑工事扼守，且敌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铁索，以阻红军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党、团员最多的一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的天主教堂内收集许多堆积的木板。这一连人前面冲锋者从九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红军则在后铺板子。攻击于下午四时开始。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敌军工事前，敌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红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

范长江《塞上行》记载，红军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大队也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以攻拆桥之守兵。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因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之所系。

飞夺泸定桥后，红四团在泸定住了三天，第四天在化林坪与山垭口的敌人遭遇。红四团六连的指导员挨了敌人的冷枪，子弹打在他拿着的油伞顶上，脸颊稍稍擦破了一点皮。六连连长黄霖过去一看，见伤势很轻，开玩笑说：“是个好兆头，见面红！”指导员毫不在意地抹去脸上的血迹，笑道：“在暗处打黑枪，算哪家的英雄好汉！”

在攻打山垭口战斗中，虽然敌人隐藏在雾气重重中，但他们生火冒出的烟，垂直向上冒比雾更浓，这让红军战士抓住了破绽，他们朝冒烟的地方扑去。七挺轻机枪从高处压住敌人，敌人垮了，俘虏七十多个，剩下的向后溃逃。但在红军的顽强攻势之下。敌人支撑不住，扭头又逃。战士们从敌人手里缴到了大批武器、弹药，火力猛涨，更加穷追不舍。敌人旅长袁国瑞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

1935年7月17日，红四团奉命从毛儿盖出发向松潘进军，途中与敌人展开一场遭遇战。二营副营长黄霖和担任掩护的六连班哨最后在撤退时没有跟上大部队，恐已遭不测。直到第二天下午，黄霖却带着六连班哨还有两挺轻机枪奇迹般地出现了。他对政委杨成武说：“敌人攻了一阵攻不动，看出我们只有几个人，就停止了进攻，向我们喊话，闹腾了一阵，没动静了。我悄悄摸下去一看，敌人都在呼呼大睡，看那阵势，是想围到白天抓活的。我就带着全班从敌人的缝隙里钻出来。出来好远了，一想，我们的重机枪叫敌人给打坏了，丢在阵地上，这样太不合算。我又带着两个人折回去，捞了两挺轻机枪，瞧，两挺轻机枪顶一挺重机枪，合算！”

红军长征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腊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能泅涉。腊子口两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卸，十万大军到此，也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也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1935年9月16日晚上九时，红四团趁着夜色对腊子口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像开花棒棒糖似的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

毛泽东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两百多米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据突破腊子口战斗的直接指挥者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二师师长陈光说，他们攻了一天一晚未得手，后来夜半陈光师长亲率了十七个英雄，带着绳索一个一个从我军左翼山下利用树木按级交替吊上去，然后迂回到敌军之右翼山上守兵之据点以手榴弹进行急攻，炸弹声响，守兵相继败走。敌军看见关隘据点守兵败下来，堡垒之官兵恐被包围也随之撤退，红军即乘胜占领腊子口。

红军通过六盘山后，进行了歼灭马鸿宾部的两个骑兵连的战斗。毛泽东亲自下达了命令，红军战士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杀向敌人。当红军冲进青石嘴这个山村时，敌人正在开饭，乱糟糟的一大片，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得茫然不知所措，还未来得及还手就已成了俘虏。敌人的一百多匹战马系在村头的树上还没待解开，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这一仗，红军还缴获了十多辆马车的棉衣和布匹，这对冬天将至衣着正单的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原来，这是“西北剿总”给马匪送来的过冬服装，他们刚刚收到，就全部“移交”给红军了。

胡炳云的回忆录里记叙了直罗镇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们连在袁家山刚潜伏下来，放哨的战士就抓住了两个敌兵，经审问，这两个俘虏招供，他们是到老百姓家里来抓鸡的，没想到碰上了红军，并说过一会儿还有一支小部队要从下面的山沟上来经过这里。不一会儿，果然有一支队伍从山沟里往上走来，大约有几十个人，当时天还没亮，隐隐约约也看不清是什么人。哨兵以为是敌人上来了，就开了枪，一听到枪声，对方就有人大声喊道：‘我们是军团部的，是自己人。’我一听是聂荣臻同志的声音，连忙跑过去问：‘聂政委，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差点发生误会，多危险啊！’聂荣臻同志高声对我说：‘快！你赶快带人往上冲，我们已被敌人发现了，赶快抢占直罗镇北山。’”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梁兴初带着侦察连行进在泾源至固原的大路上。忽遇侦察兵报告路旁一个叫青石嘴的村子里，有敌人一支骑兵部队（何国柱骑兵军第七师十三团的两个连）。他立即向上级汇报。毛泽东闻讯后，也赶到部队隐蔽的观察所，经过稍事观察，他下令：“打掉它，但不要伤了战马。”

敌突遇奇袭，被打得蒙头转向，乱作一团。梁兴初率侦察连首先冲进村子，抓住受惊的战马的缰绳。此次奇袭，毙俘敌人二百多名，缴获战马一百四十余匹，枪百余支。此役后，红军有了第一支自己的骑兵部队，梁兴初便成为红军第一任骑兵连连长。

关于红军与敌人骑兵作战的事情，杨定华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有一天下午部队正在休息吃午饭时，发现敌人骑兵在移动，并陆续集中到一个山坡上，战士们揣摩“大概要转向这里追击我们吧”？但红军的指挥员表现得很镇定。杨定华说：“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杨定华清楚地记得，后来彭德怀经过杨定华所在行列的时候，对大家说：“同志们，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们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杨定华说：“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能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

红军在吴起镇休整七天的计划尚未到两天，敌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如骑兵要进攻吴起镇，则实行予以回击。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翔师所管辖的。该团真自不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于是红军不得已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敌集中了三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三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踢得噫呀鬼叫。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剑门关是他们过江后遇到的第一道险关。当时，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防守剑门关。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首先向隘口两侧的敌人进攻，而后向关口北端主峰攻击。时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宣传干事的任荣回忆说，其时，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犹如山倾海翻，多次的肉搏拼杀，十多次的反复冲击，尽管伤亡较大，但指战员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战斗场面惊天动地。攻占隘口两侧敌军阵地后，八十八师一个连直插两山中路，歼敌一个连，夺取了关口，断敌退路。战至黄昏，三十一军和八十八师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全歼守敌达数千人，缴获颇丰。守关“精锐”嫡系团长杨倬云逃往营盘咀，被我军紧紧追赶，走投无路，跳下悬崖丧命。

1935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后，发起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绥崇丹懋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易守难攻。为便于部队展开，总部决定分左右两路纵队。四军在右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沿大金川左岸前进，直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开始，我右纵队的九军二十五师强攻绥靖河以北观音桥受阻。总部命四军从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成功，然后沿右岸向南疾进。这一带是高山峭壁，非常险要。10月12日开始，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与此同时，左岸我军攻占崇化，后取懋功。我军以溃敌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的战绩，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战役。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南下后于四川百丈与川军决战，血战七昼夜，大败。许世友回忆百丈之役说，百丈一带是丘陵地，地形开阔，无险可依。我军仅依托原有的碉堡工事防守，与敌展开拉锯式的激战。接连三昼夜的时间，虽歼敌一万五千多人，但因兵力对比过于悬殊，百丈主阵地被敌突破，我军伤亡也近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被迫撤出百丈一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迄名山西北一线，与敌形成对峙。

百丈战役中，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曾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二十四团被损失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

陈再道回忆百丈之役说，10月22日，敌人突入了我军占领的百丈，在城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尽管我军与敌英勇拼搏，恶战了七天七夜，毙伤敌人一万五千余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持久对峙对我军不利，于11月下旬撤出了百丈。

陈锡联回忆百丈之役情景说：“哎呀，那一仗打得凶啊，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集中起来，打得敌人尸体都是一层层的。我们伤亡也很大，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人员也打得差不多了……”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

百丈兵败后，胡奇才奉命率部退至千佛山防御。他回忆说，敌人利用交通方便之利，增兵迅速，很快便以超过我十倍、二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向我们攻击。炮火异常猛烈，一天到晚不停地轰击。更令人恼火的是敌人飞机，连续不断地轰炸扫射，给红军造成不小的伤亡。为了防空，红军迅速挖了防空洞，构筑了盖沟，敌机来了迅速隐蔽，敌机一走就进入工事御敌。

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胡奇才所率红军始终像钉子一般钉在千佛山，牵制了邓锡侯、王缵绪、孙震、许绍宗等部达九十多个团约十四万人的兵力，掩护了四方面军胜利进入岷江流域，以迎接中央红军，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由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三十军攻克大戒寺后，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九军克渭源。不久被敌骑兵连攻占。9月，红四军军长命胡奇才十二师再夺渭源。胡奇才回忆说，我十二师停在洮河时，渭源被敌人一个骑兵连占领了。军长命令这一仗由我们十二师负责打，一举攻克了渭源。战斗很激烈，机关枪打得很久，枪筒子都发红了。我接过机枪用手一摸，连皮都粘上了。　　　

萧克将军记得，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1936年3月23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一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孙渡的部队。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六军团由毕节跳出往西南行动时，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奉贺龙命令前行开路。至得章坝村附近，见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余派一个排从侧翼进攻，竟无一回返。余晚年回忆说：“当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如同轻机枪的扫射声，我大吃一惊。估计那个排的同志遇到了危险。”余秋里当时下了死命令，才打退了敌人。战后，余秋里才知道，很多轻机枪的声音，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棒极了。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1936年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以十七师为前卫，到达甘南地区的礼县。按上级部署，准备围城打援，相机占领县城。但由于部队长途跋涉，比较疲劳，加之守城敌军为国民党军主力，工事坚固，火力凶猛，因而在我扫清外围之后，几次用云梯攻城未克，造成了人员伤亡。后因敌人援兵已到，攻城无望，贺庆积率十七师撤出战斗。　　　

贺庆积回忆说，部队强渡渭河之后在行军中遇到敌人，经侦察，是国民党王牌王钧的第三军所部，奉命来阻击红军。刘伯承即命令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与贺庆积，组织部队协同作战，由十七师正面出击，三十二军进行侧击，务将敌人击溃，掩护主力北上。他要求我们要行动果断、勇猛，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同时注意避免与敌主力接触。接受命令后，两军立即组织兵力，向敌人发起反击。敌人在我师正面猛烈攻击下，又遭到三十二军侧击，难以抵挡，溃败下去。

1936年9月下旬某日，红二方面军于甘肃、宁夏交界处突遭胡宗南部队阻截。上午十点左右，突然从山的西边传来了枪声，贺庆积立即带上担任后卫的连队向山头奔去，冲上山顶。国民党军正向山头逼近，贺当即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占领有利地形，组织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大部队前进。由于红军及时占领了制高点，敌人几次组织进攻，都被打退。这时，整个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沿着山梁跑步前进。

贺庆积说，此刻又发现在山的东侧，距红军有十余里的一块平坝子上，有一支敌人骑兵部队，幸好该敌只是在坝子上遛马，没有进攻的意图。原来这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他们虽然接到了阻击红军的命令，但不愿与红军为敌，只是做做样子，消极应付一下而已。

红军长征至六盘山，某日。黄新廷所部遇马鸿奎骑兵阻击。时任团长的黄新廷命号兵调三营长万希珍增援，万营长迟到一步，黄新廷大怒：“你不把敌人打下去，回来我枪毙你！”万营长惶惶，举枪率部冲锋，敌败退。

1934年11月2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长征初到独树镇，敌“追剿队”尾追而来。当日下午一时许，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及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占领阵地，突然向红军队形猛烈射击。刘震回忆说，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我军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加之战士们的手指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以至被迫后撤。

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军翻越蟒岭，进至洛南县之庾家河（今属丹风县）。10日上午，省委正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敌六十师突然从东面奔袭而来。刘震回忆说，我军在东山坳口的排哨发现敌先头部队后，当即开火。战斗一开始，敌人就夺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向我发起猛攻。军领导迅速带领部队赶到，立即实施反击，夺回了坳口，后续部队跑步占领南北两侧高地。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军指战员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经过反复冲杀，终将敌人打垮，毙伤敌人八百余名。我军也受到很大伤亡，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及多名团、营干部负伤。刘震的左手也负了伤。

评论：

匿名发表于　 2006-11-23 18:06:10　IP:61.144.19.*

看完心理的感觉说不出来.信念真的太重要了.

细节长征之纪律（独家）

wudongfeng — Sun, 29 October 2006 08:56:14 +0800

点击（1807）评论（2）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29 19:29:22　

细节长征之纪律(节选)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红军长征入湘南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德、毛泽东久经活动区域，因此当地居民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格外热情。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朱毛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故此次红军路过时，当地红军的家属，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

总卫生部管理科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当日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十五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两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伕子，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众战友。

湖南宜章文明司村民听说红军要来，村上前五年受李姓区长迫害的三十余家，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当团防退出文明司时，三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的某村中，捉获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支。这三十余家中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

红军入湘南时雇的一位挑夫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夫，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夫了。”

红军进湘南延寿圩、宜章城时，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逃走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钞票，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国民党军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的一纸命令“按市通用”，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

陆定一说，过老山界时，当时知道部队非夜行军不可，恐怕有人折老乡的竹篱笆当火把用，他们政治部门马上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告诫部队保留竹篱笆并指出哪里有竹林可用做火把。

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应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朱毛红军一到，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红军长征途中路经苗民居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就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的关系并加强纪律检查电示各军团政治部主任，下达了三条指令：“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加强纪律检查队，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从黎平向黄平进军途中，肖锋在日记中记下很多红军和苗民相处的事情。他在日记中说到红军刚进入苗胞区时，苗胞因受国民党和土司头人的欺骗宣传，不敢接近红军。后来红军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了苗族同胞，大家都称赞红军好，许多苗族青年都争着要当红军。他在1934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就提到“给团部当向导的两名苗胞，走了半天，非要留下来当红军不可，把他们编到通讯排，发给每人一支驳壳枪，都很高兴。在黔边行动，得扩大点贵州籍的战士，否则无法行军。”

红军离开黎平后，一天晚上八点到达大苗川苗族区时，部队第二天就没有粮食了，师政委钟赤兵说：“告诉各单位不要急，让他们煮夜饭吃了睡觉。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管理、检查。”并安排大家分头去找村民。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正发愁到哪里找村民，忽有一战士报告有一个老乡给红军送来一只小肥猪。这位老乡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他一进门还给谢扶民下了一跪，谢扶民忙向老汉解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能接受这只小猪。这位老乡听明之后，顿时流下了眼泪，叹了口气说：“大家不知道你们队伍这么好，所以都跑上山了。人可以叫回来。”在这位姓韦的老乡帮助下，躲藏在山里的老百姓纷纷回到村里。村民们听说部队需要粮食，就都把粮食拿出来卖，谢扶民清楚地记得：“我们按六块大洋一百斤购买，不到一个钟头，各单位需要的粮食都买到了。”

红军进入遵义时，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红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红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所以红军进城第一日就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拥护红军进城。红军在遵义时，红军篮球队还与县立三中学生篮球队比赛。

红军在遵义时，所有商店照常营业，主要原因是红军的苏维埃纸票按日兑现。红军没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的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也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红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的现洋兑付纸钞。

泸定城内刘文辉军队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红军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但红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面救火。不一刻红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的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大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当地乡民大感红军救火之恩，莫不痛骂“刘家兵”。

红军进云南时，曾召集由地方交来的几百挑夫、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红军，并询问他们是出钱雇来还是强迫派来当兵差。众挑夫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出外而饿死。红军当即宣布：“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留下为红军当挑夫，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挑夫及向导都愿意被红军雇用。十余要求回家的人，红军当场发给每人一元路费。

红军过金沙江时，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增加至二十七人。船夫所以能增加，是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红军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两被缴获的鸦片，因此船夫中大多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

《随军西征见闻录》记载：过金沙江时，红军渡河纪律良好，故速度极快。红军总司令部及党中央派有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渡河纪律的布告。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

1935年2月3日，红军征战在川滇边。由陈光、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对叙永县城发起进攻，与守敌川军周瑞麟部展开激战，但未能突破，随即撤出战斗，向扎西方向转移。为夺取叙永县城，二师的指战员兼程疾进，进抵城外营盘山时，战士们已两天多未吃过一顿饱饭，但经过一片橘子林时，无一战士摘吃橘子。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也有文字记载说，中央红军西渡赤水，向叙永、古蔺前进时，“这一带路上尽是大山，漫山遍野尽是橘树，枝头挂满了熟透的橘子，不见有人采摘。”

1935年3月16日，红军大部向茅台转移。据时任红三军团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回忆：这天，军团长彭德怀跟随该团行动。出发前，彭德怀笑着向团领导交代：“要快些走，至少走六十里才能休息，不然敌人飞机来了就麻烦了”。当天细雨濛濛，道路泥泞，路十分难走，急行军四十里后，部队实在太疲劳了，团部便命令停下来吃饭，谁想彭德怀骑马跑过来大声批评道：“谁叫你们休息吃饭的？”见此状，王平急忙命令部队把饭收起来，继续往前走。后，部队停下吃饭时，彭德怀主动走过来告诉大家：部队前进的目的地是茅台。彭德怀这时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起茅台酒。王平说，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使大家恨不得立即带领部队奔往茅台。

著名学者喻权域曾著文质疑红军过茅台地区以茅台酒洗脚事。罗元发将军1994年12月24日在广州对笔者说：“确有其事。”其时部队缴获不少茅台酒，许多战士并不知其为名酒，用以洗脚不足为奇。当时就有知之者笑其为“土包子”。

陈士榘回忆说，长征过茅台时，因连续行军，天气潮湿，红军中烂脚甚多，故有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其实是用酒泡脚，盛小半脸盆酒，大家轮流泡一泡。

杨成武曾率部攻打遵义西鲁班场守敌，后移驻茅台镇。杨成武回忆说，红军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茅台镇凡大户人家，均藏有茅台酒，坛坛罐罐，酒香扑鼻。红军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过足酒瘾。即便不会喝酒，也装上一壶，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作者幽谷）记载说，红军过茅台时，找到一家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可装二十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

军事顾问李德素嗜酒，闻之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寰球的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及最后部队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张爱萍等人回忆说，红军进入茅台镇时，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但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当然可想而知（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场）。也有人说，李德喝茅台酒过量，实际上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几乎每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

评论：

窦万儒发表于　 2006-10-30 10:37:19　IP:60.164.97.*

扎实,深厚的文字功底,孜孜以求的学者作风,大气磅礴的军人风采,问好老兄!茶!

写得真好发表于　 2006-10-31 14:12:20　IP:219.154.161.*

就是这样才好的。自然之情是从课本中学不到的啊

细节长征之憾事（独家）

wudongfeng — Wed, 25 October 2006 08:51:57 +0800

点击（1984）评论（2）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25 15:45:19　

细节长征之憾事(节选)

“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

当时廖汉生的回答是：“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

评论：

游黎清发表于　 2006-11-01 21:17:05　IP:218.12.100.*

看了，收藏

陈开玖发表于　 2006-11-15 14:20:29　IP:125.108.138.*

啊，那些硝烟岁月啊！看到了您姐姐在我的博客上的美丽留言，并且被金志敏大侠转引、点明，我来到这里。戎马倥偬，厚重的血迹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