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峰的博客

细节长征之憾事（独家）

wudongfeng — Sun, 10 December 2006 09:19:54 +0800

点击（1489）评论（1）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2-10 08:28:40　

细节长征之憾事(有删节)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全国解放三十年廖汉生将军未曾回老家探亲。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也。廖汉生回忆二、六军团于湘西出发长征时，许多红军亲属将子女和亲人托付给他的情景：

“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

当时廖汉生的回答是：“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

这句承诺使他背上了永难偿还的感情债。廖汉生说：“因为他们的亲人大多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也很难说清。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

中央红军过了乌江，直进川西南，川军郭勋祺守着土城。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的青杆坡打一仗。彭德怀率三军团去进攻，据侦探报告是两个旅，以为满可以打下，谁知越打越多，打出五个旅来！彭德怀损失不小。郭勋祺作战颇为沉着，他们在后面用望远镜看郭勋祺的后方，有几次都有动摇模样，然而皆被郭勋祺镇定了下来。

长征中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失败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两个旅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援部队；二、是轻敌，对川军主力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攻打赤水。毛泽东说：“今后力戒之！”

《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一团离开离昆明不远的崇明县后，三营在下山的时候，正好碰上周恩来、刘伯承和中央机关供给部及卫生部的同志在一起，沿着山下的一条大路行进。因为三营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头天在嵩明缴获的敌人的军装，掩护中央机关的部队误认为三营是敌人，便开了枪。他们一开枪，三营便摆开了阵势，机关枪一架，冲锋号吹响了。供给部、卫生部老同志多，掩护部队少，只得往对面山上撤。三营营长尹国赤看出对方不像敌人，中央机关的同志从三营的号声中也听出了是自己的部队，便连发信号，这才避免了一场大误会。事后周恩来不但没有批评三营，还表扬了三营警惕性高，也很灵活。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拉拉手，就得走半天。”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时，曾因不懂得这里的地形特点吃过亏。有一天，上级通知十一团在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一起走。师部就住在山沟那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所以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并不着急，起床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道路很窄，弯来弯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这样一来走的时间就长了。师部等不到他们，就先走了。后面山脚下敌人又追上来了，隔着沟开枪，战士们跑步上山，迅速脱离敌人，差一点就吃了大亏。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六师攻占康县后，即把十七团和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的师部及各团的扩红队、伤病员，留驻康县。10月3日，总指挥部经中央复电批准，急令全军放弃现地，夺路北上。红二方面军仓促撤出徽县、两当，而此时六师十七团还分散在康县，收拢不及，与主力失掉联系。以后陆续得知，十七团在康县孤陷敌中，虽几度突围终未成功，在那里没能生存多久。全团同志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被俘，有的流落当地，有的辗转回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历尽磨难找到部队。带领十七师在康县扩红的师政治部主任刘型也不幸牺牲。

廖汉生回忆说，从长征出发到进草地，六师一直保持三千多人，走起路来也称得起是浩浩荡荡，这次一下子就损失了这么多人。一个师就剩这么点人了，骑在马上从队前可以看到队尾，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长征路上某日，红一军团某营长叛变投敌，时任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的龙飞虎将军奉命策马追击，以枪毙之。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见到龙飞虎并对他说：“老虎啊，你杀了我一个营长。”龙飞虎急忙辩解说：“他要跑嘛，要跑我就杀了他嘛！”龙飞虎事后对家人说：“三十年了，林彪为啥还记住这事？”再遇林彪即敬而远之。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为保障会议安全，亲自部署司令部的三个警卫班组成三个高射机枪阵地，严防敌机低空偷袭。也许是太紧张了，负责高射机枪阵地的邵永清把一只飞来的猫头鹰误认成飞机，连忙吹响了防空号，让首长们空紧张了一番，这让邵永清懊悔死了。邵永清说刘伯承非但没有怪他，反而对他说：“莫要紧张，下次看仔细了，我们相信你。”邵永清说：“也真怪，首长们一鼓励，我们眼就亮，耳也听得清，眼耳结合，硬是没让敌机的阴谋得逞。”

耿飚、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桐梓时，因为红军指战员大多出身贫苦农民，从没有见过电灯是什么东西，都想感受一下电灯的光彩。电厂老板说发电机用的煤使完了，机器没煤烧，发不了电。于是四团担架连，加上团直属机关的士兵们突击运煤，保证晚上发电。杨成武说大伙忙了两三个小时，刚把煤运足，想歇口气，等着看电灯。这时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来到四团，陈光见到耿飚、杨成武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马上出发！去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细心的刘亚楼政委像是看出了什么，他拍拍杨成武的肩膀说：“任务紧，也很光荣，只要我们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革命胜利了，不愁看不到洋楼、电灯。”可惜四团的指战员们，还没来得及等到灯亮，就又匆匆踏上了征途。

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整训期间，八十八师政治部赵主任的马夫放马时，马误吃藏民青稞，肚胀而亡。当时以“有意破坏”罪判处他死刑。时任政治部宣传干事的任荣回忆说，该马夫是我在陕南沔县扩红时招来的红军，四十多岁，勤劳朴实。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只知他姓刘，更无法告诉地方政府，对他的后代给予照顾，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王平回忆说，1935年7月，红军至长川西南亦念藏民区。某日，红军欲进驻一栋藏民院子，黄土青砖，三间。其时，青年藏民均避走，唯余一古稀老人，黑脸大鼻，蓝睛髯须。老人堆垒石于院内，凡近者，以石击之，百发百中。时军情急，王平鸣枪警示，老人纹丝不动。团长邓国清继举枪击之，中腿，倒。老人拖伤腿爬墙出，开大门，迎红军。见王平，老人翘小指示之，见邓国清，老人翘拇指示之。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某日，时任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的胡奇才接上级电话，命令该团经过茂州半夜从雁门关过铁索桥。当时胡与团长张厚昌未问清沿河北上还是南下，即率部出发。经一夜行军，错达汶川的燕门关。王树声副总指挥闻之打电话，怒骂张厚昌与胡奇才。胡主动承担责任，说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与张团长无关。后胡、张带队回返茂州，见王树声副总指挥。胡敬礼后报告“三十三团已奉命到达茂州……”话音未落，王树声便跳起来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朝身边警卫员怒喝一声：“卸下他的枪，送交通队关起来！”建国后某日，胡奇才遇王树声。旧事重提时，王不无歉意地说：“咳，那时有点野蛮啊！”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长征中某次战斗，部队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有一些布。团部的警卫员、通信员围着团长贺炳炎，要求用缴获的布为他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贺炳炎答应了。衣服做好以后，团部的警卫员、通信员穿起来觉得很神气，但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映。团政委余秋里对贺炳炎说：“全团一千多人，你批准给团部少数几个人每人做一套衣服，这样就脱离了广大群众，必然会引起大多数同志的不满。”贺炳炎一听，猛地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生气地说：“你这个政委管得也太多了，我这个团长连做几件衣服的权力都没有吗？”说着一甩袖子就出去了。当时贺炳炎去找贺龙告状，贺龙狠狠批了他一通。

《廖汉生回忆录》记载：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上级要求向四方面军学习做“背夹子”，一人做一个。六师师长郭鹏检查时发现师骑兵侦察连没按上级要求做，连长的理由是“我们行军都骑马，不需要”。郭鹏大怒，以拳揍连长并罚全连下跪。时任六师政委的廖汉生立刻赶到现场，制止了郭鹏的做法。后，廖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报告了此事。总指挥部对郭鹏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并报经红军总部批准撤销其师长职务。

遵义会议期间某日夜，敌王家烈一个师乘天黑偷袭驻刀靶水镇的三军团五师师部，得手。军团长彭德怀闻之怒甚，立即打电话大骂师部领导，并宣布给师长李天佑处分。罗元发当时正率五师十五团驻防滥板凳地区，也遇到敌人的偷袭。他派侦察参谋熊奎去师部报告情况，才得知敌人同时偷袭了师部。罗元发回忆说，当夜我们团及时打退了敌人。后来才知道，敌人曾俘获我师一伤兵，根据其交代得知师部驻地，故而使偷袭得逞。

直罗镇一役甚为关键，时任一方面军二师四团二连副连长的胡炳云同其他连干部领受任务后，各表决心。胡还出了个主意：买两只鸡回来炖，喝点鸡汤养养精神，准备明天打胜仗。副指导员王东保也附和道：我们喝了鸡汤如能打胜仗，那么我就是回不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了。几个人围在一起具体研究这一仗的打法并进行了分工，半夜时分，鸡汤炖好，几个人以汤代酒，共振士气。第二天，军团政委聂荣臻得知此事，批评了胡的“报销”自己的想法，并总结说：“革命还未成功，我们既要多打胜仗，又要减少流血牺牲。”

红三军团在亦念呆了十多天，因为藏民跑光了，红军便自己割青稞准备干粮北上。当时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到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彭德怀曾对红十一团政委王平说过，毛泽东讲：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就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不这样，红军就要饿死，只有等到我们胜利，再对少数民族给予加倍的补偿。

《韦祖珍自传》记载：1936年10月下旬，时任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的韦祖珍于宁夏预旺堡因突然生病住院，转院途中被东北军骑兵包围，同行者皆无武器，身体好的四散逃开，病者全部被俘，关押于平凉东关一座大庙内。韦祖珍回忆当时情景说：“大庙内有我军被俘人员六七百人，绝大部分为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时被他们收容的掉队人员，其中少数身体好者已被送至他们部队当兵。”一月后，爆发西安事变，东北军派汽车将被俘人员全部经西安送回云阳县我方总部。

1936年元旦刚过，红二、六军团至湘黔交界的晃县、玉屏，敌李觉纵队渡过沅水河向晃县追来。二、六军团立即沿河的左右两岸向敌渡河点迎敌。时任六师政委的廖汉生率部赶到作战位置后，四师代理师长金承忠正率部经过。廖汉生与之开玩笑说：“喂，我们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你老兄可不要被打死哟。”金承忠对六师师长郭鹏和廖汉生笑笑回答：“好哇！”时隔十几分钟，金承忠就在率部向敌发起冲击时中弹身亡。战后，廖汉生深深懊悔：真不该跟他开这个玩笑。从此后，廖汉生凡言语必有畏忌，再也不敢开不吉利的玩笑。

红军长征中某日夜，胡奇才行军时遇到三十一军运输大队，见有很多骡马。他趁天黑人家不备，将自己那匹小瘦马留下，顺手换了一匹大骡子。胡奇才当时心想：我是换一头，不是偷，只是大小有别呗。后，胡靠此骡子走出长征。胡奇才晚年常自责，不该以小换大；但他又说，战争年代为了打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002年2月9日，唐金龙将军之子唐胜利在三亚对笔者说，他父亲曾对他说自己在长征时犯过一次错误。父亲说：“因没有粮食吃，实在没办法，不得已与藏民打了一仗，抢了一批牦牛。”

1996年4月20日，邓逸凡在广州对笔者说，长征途中，舒同画了一幅宣传漫画，嘱他刻蜡版油印。他出于好奇，在画上添加了几笔，印出后模糊不清。舒同严厉批评说：“邓逸凡同志，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邓逸凡回忆说：“这个批评我一辈子都记得！”

丁甘如回忆说，长征中有时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反自己的纪律。过草地时，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刚走过“有生以来最难走的路”，童小鹏在1935年6月4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午后五时又出发了，前进二十里到石坪宿营，不知怎的手枪从枪压套里‘突围’跑了，损失了革命一利器，的确是罪恶！”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限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把粮。前面走的部队粮食少，把豌豆苗也给吃了，后面的只好挖豌豆根吃。胡奇才回忆说，当时发现多吃粮食分量的，轻则批评，重则挨罚，罚站罚打或“关禁闭”。这也是为着大家能活着走过草地，在当时万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任荣回忆说，1936年6月中旬，我们翻越天险腊子口，向岷县（岷州）开进，途中沿一条河行进时，发现河岸沙滩上大约有十多具被淹死的尸体，穿的都是红军战士的服装，我估计这是先头部队为抢时间，不顾山洪暴泻，强行徒涉造成的。事后又无暇顾及，未能及时掩埋，所以给后续部队留下这一惨景。

《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一团一大队通信班班长张德仁，湖南醴陵人，腿脚有点毛病，外号“醴陵拐子”。长征中某战，张德仁随红一团追歼毛炳文部队。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顺声望去，见敌一个伤兵正向他招手。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乡里”。两人的老家相隔不到一里路，在家时彼此就很熟。张德仁问他：“你怎么在这里？”那伤兵哭哭咧咧地说：“国民党抓兵抓来的。现在受了伤，没得人管了。看在‘乡里’的情分上，你补我一枪算了。日后你回到醴陵，只要对我家的人说，我没死在坏人手里就行了。”

《王平回忆录》记载：彭德怀在离开红三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红三军团队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批评和谅解。他还说，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说是“骂”出来的吧！

评论：

陈小波发表于　 2006-12-15 08:50:30　IP:6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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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长征之交战（独家）

wudongfeng — Wed, 08 November 2006 09:03:25 +0800

点击（1479）评论（1）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1-08 22:32:09　

细节长征之交战(节选)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红一团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与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遭遇。三小时解决战斗，歼敌六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当团部掌旗员曾西斗同志把红一团团旗插到刚刚占领的阵地上时，周围一片欢腾。不少同志围着曾西斗欢呼跳跃，而曾西斗则像个武士，威严地守护着红旗。杨得志将军回忆说，部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样龙腾虎跃的气氛了。那时的掌旗员很不简单，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并且规定，不论部队行进还是休息，旗子都是不许倒的。红旗到哪里，部队到哪里。红旗是胜利的象征。

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时间是1934年10月21日晚。杨成武将军回忆当时的情况似乎很轻松：“红军士气高昂，连续走了几天，正愁见不到敌人，求战心切下，在古陂、安息打了一天一夜，把敌人打了个稀里哗啦。”对那场战斗，张爱萍将军也有类似的感觉：“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的一个高地，阻止我军前进，被十团一个冲锋就打垮下去了！第二天凌晨，十一团渡河发起总攻，谈到战斗结束的经过，王平充满了豪情：“红十团一部从左侧配合，向敌人一齐猛扑过去，守敌不堪一击，很快就放弃阵地逃跑。红十一团和红十团进占古陂圩，红十二团接替十一团追击溃敌。他们一口气追了七十里，一直撵到安息圩。”

曾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彭加伦，在回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写道：“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追得他屁滚尿流。大概跑了五六十里路，敌人实在跑不动了，遇到一个村庄，就停下来，想吃点东西歇歇脚。没想饭碗还没端稳，红军就赶到了，敌人扔下饭碗接着跑，跑得慢的自然做了俘虏。”

红军在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红四师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受命打掉前进路上一个寨子的敌人碉堡，开辟通道，以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带一门山炮前来配合。接任牺牲的红四师师长洪超的张宗逊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没有近距离用山炮平射打碉堡的经验，接连发射两发炮弹，都没有打中目标。彭德怀着急了，从后面赶上来，问了一下情况，观察了一会，指示炮兵作了调整，只用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后续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道县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湘江之战时，杨成武奉命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由祠堂坪飞袭道县和渡口，为红军过江打开通道。队伍距道县八公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城墙极高且有护水壕拦阻。午夜，红军凫水过河，夺船以渡。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红八军团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一百多公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十三公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像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数小时之后，水街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更加激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三十四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仅余师长及部分散兵。

红一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之战中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当时，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不信，急出观察。果然看到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吧嗒、吧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红五军团十三师于1934年12月1日拂晓安全渡过了湘江，当日在虎山宿营。这天，出了一个小插曲。陈伯钧将军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因连日疲劳过度，所有警戒人员都睡着了；结果敌人上来了，架好机关枪还不知道，直等敌人放枪喊杀，才由梦中醒来，稍微抵抗立即撤退，以致通南朝关口完全失守。”不过庆幸的是部队损失不大。连日征战，部队实在是太累了。

曾在红三军团第四师工作的张山震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12月28日晚来到距瓮安二十里处，在配套警戒时与黔敌接触。这伙敌人号称是王司令官的部下，大概有一个排，因为天晚，敌人弄不清前面是什么人，只听对方大喊：“我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啊！”红军战士们把机关枪燃鞭炮样地放着，并高喊着：“不管你是王司令官猪司令官，非让开道路不成！”张山震说：“倒霉的王司令官也吓得魂丢了，急急如丧家之犬，率着二百余人向着牛场逃去了。”

红三军团以第四师十团为先遣团。红十团在1934年12月29日清晨利用大雾掩护，逼近瓮安城下。守城的王家烈部第五、六团，代号鸡团、鸭团，以为瓮安城高墙厚，万无一失，有点麻痹。红十团机枪连迅速占领城东高地，居高临下向城里一阵俯射，敌人顿时乱了套，大雾里他们也看不清红军在哪里，胡乱打了一阵枪就弃城而逃。

乌江战役为红军入黔以来第一次激战。侯之担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红军于拂晓时在树木竹林的隐蔽下接近江边。红军战士用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侯部的手提机枪及花机关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所以红军做好了几个竹排子后，即冲下河边。由于水流太急，第一次两个竹排全被水流冲入下游。但他们并不气馁，又有六个竹排一齐过河，直达北岸，并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的敌人。侯部即退守半山上的工事，居高临下射击。红军坚守河边工事，南岸继续放竹排载红军过河。三小时后，红军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处偷渡一团人，向下游的侯部侧击，并抄袭侯部之后。这样侯部一部被缴枪，一部突围而向团溪、遵义退走。红军则一方架桥，一方追击。

1935年元旦凌晨，耿飚和杨成武率红四团到达乌江岸边。乌江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漂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没能成功。后激战四十八小时，才得手。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长征中突破乌江天险，初渡，首批一营官兵乘三竹筏神速抵对岸，并占领敌高地。而此时，敌预备队进攻凌厉，一营被逼至江边。我第二批渡江官兵尚在中流。时任炮兵连连长的赵章成迅速架起一门无瞄准镜之迫击炮，约片刻，忽见对岸一道光亮闪过，“轰”的一声巨响，炮弹于敌群后爆炸。炮兵连指导员王东保急提醒曰：“老赵，炮弹不多啊！”赵说：“这是试弹，重头在后头！”即伸直右臂，并拢中指、食指，目测修正距离。此时，阵地鸦雀无声，唯闻炮弹滑落炮膛之咝咝声。少顷，又见火光一闪，“哐！”炮弹于敌群正中爆炸。接着，第二发、第三发连续发射，均中敌阵。杨成武此刻方舒口气，大呼：“打得好，我要建议军团首长给你们立功！”赵章成笑笑，心痛地说：“可惜只剩一发炮弹了。”

红军进驻遵义后的次晨又开始大战。进攻红军的军队是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的两师人，自贵阳北进，渡过乌江后，本拟增援王家烈部。至烂板凳（离遵义城约六十里）时，王家烈率随从退下与吴军遇，备告失利情形，吴奇伟即急趋遵城。于遵义城南的十里铺以外（离遵义城约二十里），与红军彭德怀的三军团接火。

彭德怀亲自在火线上指挥。未几，林彪率领的一军团由捷径迂回至吴军后方。当日上午十二时，吴军两师即陷入红军四面包围。四周有利阵地，均为红军夺去。吴奇伟见势不利，拟即撤退。但红军愈逼愈近，缴枪之声四起。大部已被缴枪，吴即拼命率领两团突破南面红军包围，向乌江撤退。因乌江浮桥未撤，故吴奇伟等即得渡河。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一部向南尾追吴军，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军赶到乌江边。当赶到乌江边时，吴奇伟早已过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余人正在渡河。吴氏见红军到，下令立即在江南斩断浮桥的保险索，桥即为急流冲断，红军不得过江，但在乌江北岸之一千八百余人，均被缴枪。

自遵义红军获胜之后，红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骄傲气概，可见一斑。杨成武曾于遵义大街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像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1935年1月，林彪试图率红一军团由土城向赤水城挺进。红军士兵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行进至黄洞陂村时，红军前进受阻。敌人以坚固碉堡和山顶工事，配以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红军激战一日，毫无进展。其时，驰援赤水的国民党部队将至。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开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1935年1月28日拂晓，三军团发起土城战斗。毛泽东在位于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不料，毛泽东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

土城战斗中，干部团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指挥下，攻得最猛。时任干部团连指导员的郭林祥回忆说，当时他和连长各带一个突击排，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连续向郭勋祺的师部发起进攻。敌人刚到，立足未稳，仓促应战，虽然拼命反扑，但都被干部团打了回去，伤亡惨重。下午，眼看敌人快要无力招架时，突然又有敌三个旅的援兵赶到，把干部团压下来。

土城战斗后期，红军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林彪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像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渡及时渡河完毕。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地走过三个浮桥。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后，浮桥被拉上岸毁掉。

1935年2月25日，进攻娄山关的红三军团十三团与黔军守敌在阵地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彭雪枫回忆，由于红军的特等射手一枪干掉了敌人督战队的头目，据说是个旅长。守军因此而崩溃，红军攻占了娄山关。

在夺取娄山关战役中，红四军来到关下山脚，摆好进攻的阵势，侦察队开始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向敌后前进。这时，通向师部的电话线架好了。耿飚拿起听筒，正要向师部报告，不料听扼守娄山关的侯之担师部在跟王家烈军部通话：

“红军来了几个团，正向我猛攻。马上派兵来增援，要快！”

“军座交代，已经派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不准后撤一步。要注意警戒东边的小道，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桐梓城。”

原来红四团通往遵义师部的电话线，是利用敌人的线路，虽然把通向娄山关敌人方向的一端剪断了，但是由于被剪的一端落在地面上，经过雨后积水的传导，电话又通了。耿飚回忆说，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想不到真有一条小路，翼侧部队就能迂回到敌后，使主攻部队减少伤亡。

1935年2月26日下午，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不到两百米远。王家烈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被三军团守军击退。红军则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占王军后面的遵桐马路上的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红军四方包围，王军渐渐不支，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红军则乘胜追击，当夜三时占领遵义新旧两城。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贵州游历而做下野客。

王平回忆：1935年4月，红十一团第一营占领白层渡口时，遇到敌人一个营在对岸把守，商船和渡船全弄到了对岸，第一营准备第二天拂晓时强攻。到晚上十一点，守敌营长派副官乘条小船过来谈判。敌营长慑于红军的声威，答应借船给红军渡河。那个副官说：上级命令我们防守，你们还是假打一下，让我们好有个交代。深夜，一营朝天打了一阵枪，对岸放过船来。红军控制了渡口，大部队顺利地渡过北盘江，占领了贞丰县城。

1935年5月3日，红军干部团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干部团官兵走了九十公里，接着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当红军战士冲锋时，敌人从山顶上滚下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杀！杀！”，向敌人冲去。国民党守军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会理几乎是座中世纪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结实。红军本想出其不意地攻下会理，但未能成功。国民党第二十四师某部守军紧闭城门，守在城墙上，击退了彭德怀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团。第一次进攻时，十一团攻进了东城门，十二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队把居民撤走，放火烧着了这些建筑，大火迫使红军撤回第一道城墙。

国民党军下令让居民用大锅熬稀粥，然后把滚烫的稀粥浇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红军战士头上。三军团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第二次进攻也被击退了。红军接着采用了过去从未用过的办法。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了地道，进行爆破，但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于1935年5月24日凌晨到达安顺场。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范长江《塞上行》记载，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靠在南岸，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无人敢于划船。乃重价征船夫，每人划至对河一次，代价一百元。重赏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来应命。但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

红军在大渡河南岸获得两船之后，即挑选十七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携梭镖、步枪、驳壳机、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在河南岸，红军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当十七勇士乘船离岸时，对岸国民党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其间，有四人受伤，其余则一齐扑向敌军工事。

此时国民党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敌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敌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敌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敌军向下，一方则重驾两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敌军冲锋。敌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红军即占高山，乘势向敌军猛追，敌军大部被其缴枪。

乘船渡江勇士抢占大渡河对岸后，遭受敌机枪强大火力压制，勇士们匍匐滩头，岌岌可危。杨得志将军急令赵章成开炮支援。其时，赵章成仅有三发炮弹，一门八二迫击炮，无炮架也无瞄准镜。不可能试射，不允许浪费。只见赵章成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自己的手和经验技术，连发三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摧毁敌三个机枪火力点。十八勇士乘机夺占工事，而敌军因惧怕炮击逃之夭夭。随后，杨得志将军率增援部队渡河，一举攻占安顺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队伍急速前进，他们必须赶在第二天（1935年5月29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红军紧追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五十多公里。敌人无影无踪。

1935年5月29日，按时赶到泸定桥的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此时北岸桥头有敌军筑工事扼守，且敌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铁索，以阻红军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党、团员最多的一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的天主教堂内收集许多堆积的木板。这一连人前面冲锋者从九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红军则在后铺板子。攻击于下午四时开始。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敌军工事前，敌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红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

范长江《塞上行》记载，红军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大队也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以攻拆桥之守兵。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因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之所系。

飞夺泸定桥后，红四团在泸定住了三天，第四天在化林坪与山垭口的敌人遭遇。红四团六连的指导员挨了敌人的冷枪，子弹打在他拿着的油伞顶上，脸颊稍稍擦破了一点皮。六连连长黄霖过去一看，见伤势很轻，开玩笑说：“是个好兆头，见面红！”指导员毫不在意地抹去脸上的血迹，笑道：“在暗处打黑枪，算哪家的英雄好汉！”

在攻打山垭口战斗中，虽然敌人隐藏在雾气重重中，但他们生火冒出的烟，垂直向上冒比雾更浓，这让红军战士抓住了破绽，他们朝冒烟的地方扑去。七挺轻机枪从高处压住敌人，敌人垮了，俘虏七十多个，剩下的向后溃逃。但在红军的顽强攻势之下。敌人支撑不住，扭头又逃。战士们从敌人手里缴到了大批武器、弹药，火力猛涨，更加穷追不舍。敌人旅长袁国瑞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

1935年7月17日，红四团奉命从毛儿盖出发向松潘进军，途中与敌人展开一场遭遇战。二营副营长黄霖和担任掩护的六连班哨最后在撤退时没有跟上大部队，恐已遭不测。直到第二天下午，黄霖却带着六连班哨还有两挺轻机枪奇迹般地出现了。他对政委杨成武说：“敌人攻了一阵攻不动，看出我们只有几个人，就停止了进攻，向我们喊话，闹腾了一阵，没动静了。我悄悄摸下去一看，敌人都在呼呼大睡，看那阵势，是想围到白天抓活的。我就带着全班从敌人的缝隙里钻出来。出来好远了，一想，我们的重机枪叫敌人给打坏了，丢在阵地上，这样太不合算。我又带着两个人折回去，捞了两挺轻机枪，瞧，两挺轻机枪顶一挺重机枪，合算！”

红军长征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腊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能泅涉。腊子口两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卸，十万大军到此，也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也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1935年9月16日晚上九时，红四团趁着夜色对腊子口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像开花棒棒糖似的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

毛泽东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两百多米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据突破腊子口战斗的直接指挥者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二师师长陈光说，他们攻了一天一晚未得手，后来夜半陈光师长亲率了十七个英雄，带着绳索一个一个从我军左翼山下利用树木按级交替吊上去，然后迂回到敌军之右翼山上守兵之据点以手榴弹进行急攻，炸弹声响，守兵相继败走。敌军看见关隘据点守兵败下来，堡垒之官兵恐被包围也随之撤退，红军即乘胜占领腊子口。

红军通过六盘山后，进行了歼灭马鸿宾部的两个骑兵连的战斗。毛泽东亲自下达了命令，红军战士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杀向敌人。当红军冲进青石嘴这个山村时，敌人正在开饭，乱糟糟的一大片，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得茫然不知所措，还未来得及还手就已成了俘虏。敌人的一百多匹战马系在村头的树上还没待解开，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这一仗，红军还缴获了十多辆马车的棉衣和布匹，这对冬天将至衣着正单的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原来，这是“西北剿总”给马匪送来的过冬服装，他们刚刚收到，就全部“移交”给红军了。

胡炳云的回忆录里记叙了直罗镇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们连在袁家山刚潜伏下来，放哨的战士就抓住了两个敌兵，经审问，这两个俘虏招供，他们是到老百姓家里来抓鸡的，没想到碰上了红军，并说过一会儿还有一支小部队要从下面的山沟上来经过这里。不一会儿，果然有一支队伍从山沟里往上走来，大约有几十个人，当时天还没亮，隐隐约约也看不清是什么人。哨兵以为是敌人上来了，就开了枪，一听到枪声，对方就有人大声喊道：‘我们是军团部的，是自己人。’我一听是聂荣臻同志的声音，连忙跑过去问：‘聂政委，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差点发生误会，多危险啊！’聂荣臻同志高声对我说：‘快！你赶快带人往上冲，我们已被敌人发现了，赶快抢占直罗镇北山。’”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梁兴初带着侦察连行进在泾源至固原的大路上。忽遇侦察兵报告路旁一个叫青石嘴的村子里，有敌人一支骑兵部队（何国柱骑兵军第七师十三团的两个连）。他立即向上级汇报。毛泽东闻讯后，也赶到部队隐蔽的观察所，经过稍事观察，他下令：“打掉它，但不要伤了战马。”

敌突遇奇袭，被打得蒙头转向，乱作一团。梁兴初率侦察连首先冲进村子，抓住受惊的战马的缰绳。此次奇袭，毙俘敌人二百多名，缴获战马一百四十余匹，枪百余支。此役后，红军有了第一支自己的骑兵部队，梁兴初便成为红军第一任骑兵连连长。

关于红军与敌人骑兵作战的事情，杨定华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有一天下午部队正在休息吃午饭时，发现敌人骑兵在移动，并陆续集中到一个山坡上，战士们揣摩“大概要转向这里追击我们吧”？但红军的指挥员表现得很镇定。杨定华说：“我们看见彭德怀、邓发、叶剑英等还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那运动着的骑兵，在那里指手画脚，不知说些什么，并催促我们快走。”杨定华清楚地记得，后来彭德怀经过杨定华所在行列的时候，对大家说：“同志们，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到这边来，他们的马没有水喝，走不动了。”杨定华说：“战士们听到彭将军这句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结果真不出彭将军所料，骑兵的确未能过我们这边来，红军仍继续前进”。

红军在吴起镇休整七天的计划尚未到两天，敌追击之骑兵又来进犯，红军被迫到忍无可忍了，便准备如骑兵要进攻吴起镇，则实行予以回击。该骑兵团是属于东北军之骑兵白凤翔师所管辖的。该团真自不量力，竟敢深入吴起镇地区，于是红军不得已临时集结一部兵力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实行回击。敌集中了三个团想上来增援，不料部队正在集合，先头之团已被打塌。被打败之一团残兵和失魂马，回转头来，向正在集合之三团骑兵冲去，将集合之队伍全部冲散，黄马、白马、黑马胡奔乱驰，跑得满山遍谷，对方军中许多人被自己的马踢得噫呀鬼叫。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剑门关是他们过江后遇到的第一道险关。当时，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防守剑门关。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首先向隘口两侧的敌人进攻，而后向关口北端主峰攻击。时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宣传干事的任荣回忆说，其时，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犹如山倾海翻，多次的肉搏拼杀，十多次的反复冲击，尽管伤亡较大，但指战员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战斗场面惊天动地。攻占隘口两侧敌军阵地后，八十八师一个连直插两山中路，歼敌一个连，夺取了关口，断敌退路。战至黄昏，三十一军和八十八师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全歼守敌达数千人，缴获颇丰。守关“精锐”嫡系团长杨倬云逃往营盘咀，被我军紧紧追赶，走投无路，跳下悬崖丧命。

1935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后，发起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绥崇丹懋地区，到处是高山峡谷，易守难攻。为便于部队展开，总部决定分左右两路纵队。四军在右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沿大金川左岸前进，直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开始，我右纵队的九军二十五师强攻绥靖河以北观音桥受阻。总部命四军从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成功，然后沿右岸向南疾进。这一带是高山峭壁，非常险要。10月12日开始，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与此同时，左岸我军攻占崇化，后取懋功。我军以溃敌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的战绩，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战役。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南下后于四川百丈与川军决战，血战七昼夜，大败。许世友回忆百丈之役说，百丈一带是丘陵地，地形开阔，无险可依。我军仅依托原有的碉堡工事防守，与敌展开拉锯式的激战。接连三昼夜的时间，虽歼敌一万五千多人，但因兵力对比过于悬殊，百丈主阵地被敌突破，我军伤亡也近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被迫撤出百丈一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迄名山西北一线，与敌形成对峙。

百丈战役中，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曾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二十四团被损失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

陈再道回忆百丈之役说，10月22日，敌人突入了我军占领的百丈，在城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尽管我军与敌英勇拼搏，恶战了七天七夜，毙伤敌人一万五千余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持久对峙对我军不利，于11月下旬撤出了百丈。

陈锡联回忆百丈之役情景说：“哎呀，那一仗打得凶啊，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集中起来，打得敌人尸体都是一层层的。我们伤亡也很大，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人员也打得差不多了……”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

百丈兵败后，胡奇才奉命率部退至千佛山防御。他回忆说，敌人利用交通方便之利，增兵迅速，很快便以超过我十倍、二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向我们攻击。炮火异常猛烈，一天到晚不停地轰击。更令人恼火的是敌人飞机，连续不断地轰炸扫射，给红军造成不小的伤亡。为了防空，红军迅速挖了防空洞，构筑了盖沟，敌机来了迅速隐蔽，敌机一走就进入工事御敌。

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胡奇才所率红军始终像钉子一般钉在千佛山，牵制了邓锡侯、王缵绪、孙震、许绍宗等部达九十多个团约十四万人的兵力，掩护了四方面军胜利进入岷江流域，以迎接中央红军，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由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三十军攻克大戒寺后，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九军克渭源。不久被敌骑兵连攻占。9月，红四军军长命胡奇才十二师再夺渭源。胡奇才回忆说，我十二师停在洮河时，渭源被敌人一个骑兵连占领了。军长命令这一仗由我们十二师负责打，一举攻克了渭源。战斗很激烈，机关枪打得很久，枪筒子都发红了。我接过机枪用手一摸，连皮都粘上了。　　　

萧克将军记得，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1936年3月23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一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孙渡的部队。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六军团由毕节跳出往西南行动时，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奉贺龙命令前行开路。至得章坝村附近，见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余派一个排从侧翼进攻，竟无一回返。余晚年回忆说：“当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如同轻机枪的扫射声，我大吃一惊。估计那个排的同志遇到了危险。”余秋里当时下了死命令，才打退了敌人。战后，余秋里才知道，很多轻机枪的声音，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棒极了。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1936年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以十七师为前卫，到达甘南地区的礼县。按上级部署，准备围城打援，相机占领县城。但由于部队长途跋涉，比较疲劳，加之守城敌军为国民党军主力，工事坚固，火力凶猛，因而在我扫清外围之后，几次用云梯攻城未克，造成了人员伤亡。后因敌人援兵已到，攻城无望，贺庆积率十七师撤出战斗。　　　

贺庆积回忆说，部队强渡渭河之后在行军中遇到敌人，经侦察，是国民党王牌王钧的第三军所部，奉命来阻击红军。刘伯承即命令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与贺庆积，组织部队协同作战，由十七师正面出击，三十二军进行侧击，务将敌人击溃，掩护主力北上。他要求我们要行动果断、勇猛，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同时注意避免与敌主力接触。接受命令后，两军立即组织兵力，向敌人发起反击。敌人在我师正面猛烈攻击下，又遭到三十二军侧击，难以抵挡，溃败下去。

1936年9月下旬某日，红二方面军于甘肃、宁夏交界处突遭胡宗南部队阻截。上午十点左右，突然从山的西边传来了枪声，贺庆积立即带上担任后卫的连队向山头奔去，冲上山顶。国民党军正向山头逼近，贺当即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占领有利地形，组织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大部队前进。由于红军及时占领了制高点，敌人几次组织进攻，都被打退。这时，整个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沿着山梁跑步前进。

贺庆积说，此刻又发现在山的东侧，距红军有十余里的一块平坝子上，有一支敌人骑兵部队，幸好该敌只是在坝子上遛马，没有进攻的意图。原来这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他们虽然接到了阻击红军的命令，但不愿与红军为敌，只是做做样子，消极应付一下而已。

红军长征至六盘山，某日。黄新廷所部遇马鸿奎骑兵阻击。时任团长的黄新廷命号兵调三营长万希珍增援，万营长迟到一步，黄新廷大怒：“你不把敌人打下去，回来我枪毙你！”万营长惶惶，举枪率部冲锋，敌败退。

1934年11月2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长征初到独树镇，敌“追剿队”尾追而来。当日下午一时许，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及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占领阵地，突然向红军队形猛烈射击。刘震回忆说，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我军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加之战士们的手指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以至被迫后撤。

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军翻越蟒岭，进至洛南县之庾家河（今属丹风县）。10日上午，省委正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敌六十师突然从东面奔袭而来。刘震回忆说，我军在东山坳口的排哨发现敌先头部队后，当即开火。战斗一开始，敌人就夺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向我发起猛攻。军领导迅速带领部队赶到，立即实施反击，夺回了坳口，后续部队跑步占领南北两侧高地。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军指战员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经过反复冲杀，终将敌人打垮，毙伤敌人八百余名。我军也受到很大伤亡，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及多名团、营干部负伤。刘震的左手也负了伤。

评论：

匿名发表于　 2006-11-23 18:06:10　IP:61.144.19.*

看完心理的感觉说不出来.信念真的太重要了.

细节长征之纪律（独家）

wudongfeng — Sun, 29 October 2006 08:56:14 +0800

点击（1807）评论（2）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29 19:29:22　

细节长征之纪律(节选)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红军长征入湘南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德、毛泽东久经活动区域，因此当地居民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格外热情。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朱毛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故此次红军路过时，当地红军的家属，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

总卫生部管理科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当日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十五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两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伕子，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众战友。

湖南宜章文明司村民听说红军要来，村上前五年受李姓区长迫害的三十余家，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当团防退出文明司时，三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的某村中，捉获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支。这三十余家中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

红军入湘南时雇的一位挑夫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夫，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夫了。”

红军进湘南延寿圩、宜章城时，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逃走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钞票，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国民党军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的一纸命令“按市通用”，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

陆定一说，过老山界时，当时知道部队非夜行军不可，恐怕有人折老乡的竹篱笆当火把用，他们政治部门马上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告诫部队保留竹篱笆并指出哪里有竹林可用做火把。

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应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朱毛红军一到，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红军长征途中路经苗民居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就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的关系并加强纪律检查电示各军团政治部主任，下达了三条指令：“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加强纪律检查队，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从黎平向黄平进军途中，肖锋在日记中记下很多红军和苗民相处的事情。他在日记中说到红军刚进入苗胞区时，苗胞因受国民党和土司头人的欺骗宣传，不敢接近红军。后来红军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了苗族同胞，大家都称赞红军好，许多苗族青年都争着要当红军。他在1934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就提到“给团部当向导的两名苗胞，走了半天，非要留下来当红军不可，把他们编到通讯排，发给每人一支驳壳枪，都很高兴。在黔边行动，得扩大点贵州籍的战士，否则无法行军。”

红军离开黎平后，一天晚上八点到达大苗川苗族区时，部队第二天就没有粮食了，师政委钟赤兵说：“告诉各单位不要急，让他们煮夜饭吃了睡觉。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管理、检查。”并安排大家分头去找村民。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正发愁到哪里找村民，忽有一战士报告有一个老乡给红军送来一只小肥猪。这位老乡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他一进门还给谢扶民下了一跪，谢扶民忙向老汉解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能接受这只小猪。这位老乡听明之后，顿时流下了眼泪，叹了口气说：“大家不知道你们队伍这么好，所以都跑上山了。人可以叫回来。”在这位姓韦的老乡帮助下，躲藏在山里的老百姓纷纷回到村里。村民们听说部队需要粮食，就都把粮食拿出来卖，谢扶民清楚地记得：“我们按六块大洋一百斤购买，不到一个钟头，各单位需要的粮食都买到了。”

红军进入遵义时，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红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红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所以红军进城第一日就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拥护红军进城。红军在遵义时，红军篮球队还与县立三中学生篮球队比赛。

红军在遵义时，所有商店照常营业，主要原因是红军的苏维埃纸票按日兑现。红军没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的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也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红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的现洋兑付纸钞。

泸定城内刘文辉军队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红军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但红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面救火。不一刻红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的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大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当地乡民大感红军救火之恩，莫不痛骂“刘家兵”。

红军进云南时，曾召集由地方交来的几百挑夫、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红军，并询问他们是出钱雇来还是强迫派来当兵差。众挑夫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出外而饿死。红军当即宣布：“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留下为红军当挑夫，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挑夫及向导都愿意被红军雇用。十余要求回家的人，红军当场发给每人一元路费。

红军过金沙江时，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增加至二十七人。船夫所以能增加，是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红军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两被缴获的鸦片，因此船夫中大多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

《随军西征见闻录》记载：过金沙江时，红军渡河纪律良好，故速度极快。红军总司令部及党中央派有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渡河纪律的布告。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

1935年2月3日，红军征战在川滇边。由陈光、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对叙永县城发起进攻，与守敌川军周瑞麟部展开激战，但未能突破，随即撤出战斗，向扎西方向转移。为夺取叙永县城，二师的指战员兼程疾进，进抵城外营盘山时，战士们已两天多未吃过一顿饱饭，但经过一片橘子林时，无一战士摘吃橘子。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也有文字记载说，中央红军西渡赤水，向叙永、古蔺前进时，“这一带路上尽是大山，漫山遍野尽是橘树，枝头挂满了熟透的橘子，不见有人采摘。”

1935年3月16日，红军大部向茅台转移。据时任红三军团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回忆：这天，军团长彭德怀跟随该团行动。出发前，彭德怀笑着向团领导交代：“要快些走，至少走六十里才能休息，不然敌人飞机来了就麻烦了”。当天细雨濛濛，道路泥泞，路十分难走，急行军四十里后，部队实在太疲劳了，团部便命令停下来吃饭，谁想彭德怀骑马跑过来大声批评道：“谁叫你们休息吃饭的？”见此状，王平急忙命令部队把饭收起来，继续往前走。后，部队停下吃饭时，彭德怀主动走过来告诉大家：部队前进的目的地是茅台。彭德怀这时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起茅台酒。王平说，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使大家恨不得立即带领部队奔往茅台。

著名学者喻权域曾著文质疑红军过茅台地区以茅台酒洗脚事。罗元发将军1994年12月24日在广州对笔者说：“确有其事。”其时部队缴获不少茅台酒，许多战士并不知其为名酒，用以洗脚不足为奇。当时就有知之者笑其为“土包子”。

陈士榘回忆说，长征过茅台时，因连续行军，天气潮湿，红军中烂脚甚多，故有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其实是用酒泡脚，盛小半脸盆酒，大家轮流泡一泡。

杨成武曾率部攻打遵义西鲁班场守敌，后移驻茅台镇。杨成武回忆说，红军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茅台镇凡大户人家，均藏有茅台酒，坛坛罐罐，酒香扑鼻。红军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过足酒瘾。即便不会喝酒，也装上一壶，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作者幽谷）记载说，红军过茅台时，找到一家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可装二十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

军事顾问李德素嗜酒，闻之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名闻寰球的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及最后部队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张爱萍等人回忆说，红军进入茅台镇时，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但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当然可想而知（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场）。也有人说，李德喝茅台酒过量，实际上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几乎每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

评论：

窦万儒发表于　 2006-10-30 10:37:19　IP:60.164.97.*

扎实,深厚的文字功底,孜孜以求的学者作风,大气磅礴的军人风采,问好老兄!茶!

写得真好发表于　 2006-10-31 14:12:20　IP:219.154.161.*

就是这样才好的。自然之情是从课本中学不到的啊

细节长征之憾事（独家）

wudongfeng — Wed, 25 October 2006 08:51:57 +0800

点击（1984）评论（2）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25 15:45:19　

细节长征之憾事(节选)

“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

当时廖汉生的回答是：“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

评论：

游黎清发表于　 2006-11-01 21:17:05　IP:218.12.100.*

看了，收藏

陈开玖发表于　 2006-11-15 14:20:29　IP:125.108.138.*

啊，那些硝烟岁月啊！看到了您姐姐在我的博客上的美丽留言，并且被金志敏大侠转引、点明，我来到这里。戎马倥偬，厚重的血迹心迹。

长征细节之情趣（独家）

wudongfeng — Fri, 20 October 2006 08:49:57 +0800

点击（2542）评论（3）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20 17:27:06　

长征细节之情趣(节选)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黄新廷长征途中得一大白马，双耳尖立，骑之如行云流水，平稳安然。后割爱送贺龙，贺龙视为珍宝。数日后，该马竟被一群猴子牵走；后又自行追赶部队百余里，安然归队。黄新廷回忆说：“真是神马啊！”

任荣回忆说，红四方面军进至党岭山东南山谷，完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河水清澈，猴子成群。红军向西北方向前进，遇上猴群登山，它们攀山时使许多岩石滚落下来，将红军砸伤了。红军亦不开枪，只有大声吼叫将其赶走。

杨得志回忆红军过草地曾见一种鸟，如牛犊大小，背青腹白，张翼丈余，行则摇，飞则鸣。其时有人谓之鸵鸟，后将军于公园见鸵鸟，言其状大异。又见野羊，高三尺，面酷类猫，又类猴，有黄、白、黑三种，数百为群，你拥我挤，飞驰而过，尤为壮观。又见泥塘中有鱼群，黑绿色，粗大者如鳅，细小者如虾，伸手捉之竟不动。

红军由船渡金沙江，同时也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大家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红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1936年夏季，红二、六军团过草地时，总部曾举办过一期“野菜训练班”，贺龙总指挥亲自讲课。陶汉章将军回忆说，会场上四位藏族同胞手拿各种野菜。贺老总一一举例，向大家讲解：灰苋菜、野蒜、野葱等等，生动幽默，印象深刻。

陶汉章说，贺龙还教大家如何钓鱼。有一次，我按照贺老总讲的办法，将自己草鞋上的一小条牛筋系在绳头上，一下子钓到四条鱼，用我那口大搪瓷缸煮了一大缸，几个同志美美地餐了一顿。

长征途中某日，唐金龙曾与王震、张宗逊、顿星云等，围八仙桌用餐。上菜时，王震将军说：“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伸手于怀中摸出一只虱子。张宗逊将军说：“这算什么！我有两个。”亦伸手于怀中摸出两只虱子。顿星云将军则将衣服解开，说：“看我的！”众人视之，缝隙处密密麻麻爬满虱子，皆开怀大笑。

1994年9月17日，龙书金在广州对笔者回忆，长征到遵义后，因自己股部负伤，掉队。另一红军，亦掉队，同行。某日，两人歇于一土地庙，见赖传珠等人骑马过，经呼救，赖在马上指前方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后面有担架队。”言罢飞骑而去。约几小时，担架队果至，两人求救，但担架队说另有任务，让他们耐心等待收容队。两人只得沿路乞讨追赶红军。幸同行红军怀藏一团大烟土，状似牛屎，大小若皮球。每至一地，便与当地苗民易物。割指甲大小，便可易一只大公鸡。行整七天，始赶上队伍，大烟土尚未去半。

1935年11月1日，贺龙夫人蹇先任生一女，贺龙闻讯大喜，请萧克取名。当时，二、六军团会师后连战连捷，突破国军重兵围困，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萧克笑呵呵回答：“捷生，打胜仗时生的。”贺龙抱拳谢道：“好，响亮又有意义，秀才就是秀才。”

王东保与笔者吴东峰说，长征路上作战，红军神炮手赵章成有个习惯，凡开炮前赵必双手合十，仰面朝天，闭目祷告：“不怨天不怨地，奉命射击不怨我，屈死冤鬼莫找我！”祷告毕方亲自操炮或下令开炮。此祷告仪式延续至抗战初期。其时赵章成任炮兵连连长，王东保任指导员。

肖思明是红一团的侦察参谋，能睡觉是出了名的。战斗时如果没有他的任务，不论枪炮声多么激烈，他也能睡得十分香甜；行军中不论黑天白日他都能睡。有一次，他边走边睡，被路旁的树干碰得头上起了个大包，也毫不在乎。还有一回，在他睡着时，战士们把他从这屋抬到那屋竟不醒。同伴们把他扔到地上，他才突然醒过来，揉搓着惺忪的双眼问：“有情况吗？”

胡奇才善马术，喜赛马。长征中率十二师克甘肃渭源，歼灭敌一骑兵连，缴获战马百余。某日，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十师师长陈锡联邀时任十二师政委的胡奇才到城外公路上赛马。胡一马领先，陈、王等略后急追。不料，跑在前面的胡奇才，突然被迎面横道的电线扫下马来。胡大喊“有电线！”陈再道闻声急翻滚下马。胡奇才回忆当时的情景与笔者说，幸好陈军长等没有摔着。然而，把我摔得不轻，全身骨头像散架了一样难受。我记得当时我是四脚朝天摔在地上的，后面的几匹马从我身上跳过去，居然没有踩着我，真幸运。

长征过草地后于哈达铺停留几天，后北上到通渭县。某日，杨得志见毛泽东骑马来。肖华问杨：“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啊？”杨即派人上街买数只梨，盛于破铁盘招待毛。毛泽东很高兴，问：“有辣椒粉吗？”杨得志纳闷，回答：“有。”即命人急取辣椒粉。毛对杨得志说：“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呀？”于是，撒辣椒粉于梨上，津津有味食之。

毛泽东曾微笑着告诉斯诺，长征中某日，一队代表团特地前来欢迎苏维埃先生。毛泽东说，可是这种乡村的农民，未必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愚蒙，因为卢兴邦有一次在他们防区里遍贴布告，悬赏“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氏在布告上说，这位匪徒，在多处做了多数的罪恶，所以必须处以极刑！

《徐向前传》记载：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徐向前异常高兴，遂约请彭军团长到维古河的渡口会面。不料维古河上的铁索桥已被破坏。两人无奈隔岸相望，以小石子投掷字条对话联络。接着，通信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又隔河相望，以电话互相问候，并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于是，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江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自己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渡金沙江前，红十一团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里边贮存了许多物资，有些铁桶饼干和罐头。王平取罐头摇摇，不识为何物，弃之于地。而略懂外文的张爱萍，经辨认后打开吃起来，并对王平说：“果子酱，你尝尝。”王平怕上当，仍不敢吃，张爱萍笑王平是“土包子”。后，陈云闻此事捧腹而笑，戏对王平说：“王平同志，以后再缴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就把它丢在路边，好让我们在后边的也捡个便宜，开开胃口。”

刚进遵义城的红四团又接到了向娄山关进发的命令。“我们占了遵义城，连块蛋糕也没吃上！”出城四五里地了，团长耿飙边走边开玩笑地说。警卫员是个机灵的瑞金老表，听团长一说，就骑上骡子，说了声“我去买”，即飞奔而去。不久，小老表手上托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包包返回。耿飙打开一看，当即愣了，说：“这哪里是蛋糕，分明是胖糕（即米糕）。”小老表则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鸡蛋糕！”耿飙提高嗓门：“你真是个土包子，这不是鸡蛋糕，这是胖糕！”两人争执不休，杨成武后来出来打了圆场。

红一军团直属队于1934年11月13日到达白石渡时，有些战士从来没见过铁路是什么样，在他们的脑子里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都不清楚，因此非常兴奋，叫嚷着：“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还有的战士高兴地说：“从此可以少跌几跤、少沾些泥巴了。”的确，连日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行军，战士们都跌成了泥猴。时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在以后写的回忆录中说：“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时间洗），已成了褐黄的颜色。”

苏静曾于缅甸学徒照相，红军长征途中负一缴获之相机，爬雪山，过草地，遂有《朱德总司令在长征中》等珍贵照片传世。罗瑞卿大将曾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

瑞士神甫勃沙特回忆说，红军占领某县城后，专门叫来城里的摄影师为红军照相。他们中的一个借我的钢笔，插在前胸的兜上照相。于是钢笔成了大家照相时不可缺少的装饰，轮流为每一位红军使用。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留下的数张珍贵照片即拍摄于此。在大定县城，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也拍摄有照片传世。

陶汉章回忆说，毕节市有一家照相馆。教导营的绝大部分学员都从来没有照过相。有人说：战争年代不知是死是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连影子都留不住……都希望能照个相，留作纪念。于是决定带领大家到照相馆照相，每人用八毛钱照一张四寸的相。当时我们离开湖南桑植后，在行军路上给每人发过两次钱，除了照一张相，还有多余的。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相片，学员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张宗逊回忆录》记载：进入炉霍以后，红大驻在一个喇嘛庙里。这座喇嘛庙的房子很多，都是金色屋顶，有的还是两层楼，下面堆放东西，上面住人。庙里原有七八百名喇嘛，因为他们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都纷纷出逃了，只留下少数喇嘛看庙。喇嘛庙里，红军上课读书，喇嘛念经拜佛，相安无事，相映成趣。

红四团占领泸定城的当晚十点左右，警戒营的排哨突然在前方打响，可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原来，天黑难辨，这个排哨占领了一个阵地，发现前面有部队以为是敌人，来不及盘问，猛一个冲锋，抓了个“俘虏”。一审，竟是红一师三团的自己人，这才知道一师的援兵已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红军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巴西有一座大喇嘛庙。庙里有一尊大佛像，左右两侧各塑有一对裸体相拥的男女佛。当地人称“欢喜佛”。红军受好奇心的驱使，都去参观过。竟有个特别顽皮的红军士兵说：“他妈的，这样的佛我也愿做呀！”

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红军，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厕所）。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瑞士神甫勃沙特被红军劫持后某日，一红军连长与他烤火聊天，问：“世界有多少国家？”勃沙特反问：“你说有多少？”连长说：“五个：中国、帝国、外国、英国和日本。”

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开来的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白药。据被俘副官交代，薛岳派他到贵州拜谒龙云。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机械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二十里时正遇红军，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士兵每谈至此，皆为捧腹，都说三国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杨成武回忆说，由乌江边败退下来的敌人，直向通往遵义大道的猪场逃窜。“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得最凶，临走连司令部的电报稿、机要文件都不要了，一口气跑了几十里。他那心爱的“三八式连长”负了重伤，找不到担架，他让士兵用绳子捆住手脚，像抬猪一样抬着走，据说没走到猪场，“三八式连长”就在半路上呜呼哀哉，成了一头“死猪”。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第五军团的政治部机关报上，编出一出新剧，名为《破草鞋》，形容蒋介石委员长自江西起追剿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红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红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红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

杨成武回忆说，红四团的战士一口气猛追，一路上“双枪将”的烟枪、步枪满地皆是，还缴了些迫击炮弹。七十发八二迫击炮弹摆在面前，让炮兵连的赵章成、王东保看得眉开眼笑。炮兵连的战士每人一根竹扁担，一头两发，再加上米袋子，一共四十来斤，一溜儿几十根小扁担，吱嘎吱嘎响得非常带劲。

红军入黔，不只是吓坏了土豪劣绅，更吓坏了“土皇帝”王家烈。在由王家烈授意，用贵州旅粤同乡会的名义分发给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求援电报中可见一斑。电文很有些意思，开头的称呼是：“广州陈总司令伯南，李总司令德邻，桂林白总副司令健生均鉴”，正文中写道：“……我黔省兵力，素称单薄，机械又系窳败，若以兵力堵剿，无异引烛火以冶金，举杯水以扑燎，揆诸情势讵能有济！伏念救兵如救火，安内必先剿共，黔事已急，刻不容缓……伏乞我副总司令早兴义师，克日入黔……临电鸣悒，不胜拜切之至……”这份电报活现了红军入黔后，敌人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丑态。

《随军西行见闻录》载：刘文辉驻西康打前站的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红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人员还以为南京军至，亟为设筵招待官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四千余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装之。红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红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都说：“红军先生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

红军占领西兰大道沿线先后，总共截获由西安运送衣服、鞋袜给毛炳文的辎重汽车十余辆。几个红军新挑夫喜滋滋从车上押送两位国民党军军官回营。司令部参谋长问他们：“军官是从何处捉来的？”新挑夫答：“是从汽车上捉来的。”再问：“车夫呢？车子为什么不开来？”新挑夫答：“我们把汽车眼睛打球了（实际上只是破坏了车头上的电灯），他怎样能走得了？”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卓克基见到了一座土司宫，他说：“反动分子威胁藏民从这高大的建筑物里向我们开火。先头兄弟部队一时再也无法靠近，我们也跟着停下。时近黄昏，先头团打亮照明弹，不料才响几发，土司宫里突然哗然而响，接着他们四处逃窜。原来他们由于缺乏知识，不知道照明弹是什么玩意儿，还当是红军施的什么法术哩！”

廖汉生回忆说，某日，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带着十八团跑步上前，受领了突破封锁线的任务，一下子消灭了敌二十三师一个营，在堡垒群中打开一条通路，还缴获敌人新装备的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这样既可以打单发又可以打连发，手指头钩住扳机不松，哗哗哗，二十发子弹全打出去，像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缴到二十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把这支枪送给了郭师长。

1935年2月24日，佯装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张南生的率领下，在官渡河一带与川军周旋。张南生说当时是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三个旅九个团，他们原在泸州、宜宾间驻防，堵截红军过长江。一个俘虏还不服气地说：“你们要在那里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张南生对这个俘虏说：“你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么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乌龟壳上碰！”

胡奇才回忆说，1936年4月19日，红军攻克雅江城，抓到国民党派驻那里的县长。所谓雅江县，实为藏民寨子，江上原有一座英国人修的铁索桥，军阀混战时桥被毁，只剩下一些刻着英文的桥墩。该县长实际上是个“光杆司令”，单身住在一个棚子里，藏民不太理会他，他无事可管，只好自己打草鞋卖。

廖汉生也有相类似的回忆：1936年5月中旬，廖率部进至西康得荣县城。他说，没想到所谓县城只有三家旧屋。县长在逃跑的路上被我师捉住了，他是湖南长沙人。堂堂的“县长大人”还要搞副业，打草鞋卖。贺龙总指挥看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把他放了。

评论：

杨明政发表于　 2006-10-20 18:55:51　IP:222.173.204.*

十分有趣！这么长的文章，能让人一口气看下来，不容易，好文章！

杨浪发表于　 2006-10-21 07:00:09　IP:61.149.152.*

好看!好看!好看!历史是细节组成的!!

游黎清发表于　 2006-10-31 15:06:49　IP:218.12.100.*

好看，真好看，喜欢看！

细节长征之供给（独家）

wudongfeng — Fri, 13 October 2006 08:45:58 +0800

点击（2413）评论（0）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13 16:03:33　

细节长征之供给 (节选)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翻译伍修权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瑞金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长征前夕，他们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伍仍记得1934年10月10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1934年10月16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

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质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他们还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迫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千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千五百二十六颗手榴弹。

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当时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1934年春天才开始搬动。毛泽东的卫士吴吉清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

红军离开瑞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朱德在1934年10月25日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文中强调了关于后方、伤病员处理、供给三个方面的工作。关于伤员处理电文指示：“停止一切伤病员后运，而应随军团后方部前进，在万不得已时，重伤病的战士则留下于同情的群众家，就地医治，进行很好政治工作。除重伤员外，应给予十元休养费，而干部应带走。”在谈到供给时，电文强调：“供给方面应就地征集（没收或收买），没收物质资料，应有组织地进行，并严守阶级路线。”

肖锋在日记中提到：军团政治部主任谭政部署沿途扩大红军，对伤员要就地安置。“因环境太坏，这几天九连只扩红五名，一连沿途派多人做工作，也没有扩几名。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那些伪乡、保长知道你要当红军，捉住了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还要牵连几代。国民党这一招做得真绝！但是革命者总是要革命的，工农革命失败不了。”

杨成武回忆说，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长的姜齐贤是湖南人，学医于湖南湘雅医院，是个医道高明的大夫，1931年由旧军队转入红军队伍，后来入了党。组织上对他非常照顾，每月发给五十块银元的津贴，这在当时每人每天只有六分钱菜金、物质条件非常微薄的红军队伍里，是很高的待遇了。

杜平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兼直属队党总支副书记。他回忆说，无线电队下辖报房、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百余人。电台等装备笨重无比，收报机、发报机二十余公斤，蓄电瓶三十公斤，共六个，充电机四十五公斤，汽油十瓶、二十瓶不等，及机器零件箱等，均由人力运输。杜有诗记其事：“电波英雄怀红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郭林祥回忆：红军干部团从黎平出发，跟随中央纵队经锦屏、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草塘）。干部团在猴场附近宿营地，举行了迎接1935年元旦的联欢晚会，每个红军战士和干部都发了一块银元的过年费。红军进入贵州以后，打破了长征初期“左”倾统治下的沉闷气氛，各部队的宣传队也活跃起来了，红军驻地贴满了各种宣传标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在大苗川得到苗族同胞理解和支持的红三军团四师，通过平等交易筹足了军粮。但在买粮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该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回忆录中说：“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这时距1935年新年已不到十天了。

1934年12月23日，红一军团经过六十五里的行军，由上格东经乌鸦铺抵达偏寨。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上格东打了两家土豪，没收肥猪十二头，谷子百余担，把一半谷子和部分物品分给穷人，老公公、老婆婆都高兴得哧哧笑。他们说，要不是红军来，哪能分得这许多谷子和物品！”

1934年12月27日，由李聚奎、黄甦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攻占了施秉。肖锋在日记中记载他们打了几家土豪的情形：“这里土产甘蔗糖饼子很多，每个人都吃了个饱，还带了许多做干粮。”肖锋说这是入黔后生活最好的一天。“这一带靠湘贵公路，沿途树林很多，敌机来得少一点，白天走路方便，掉队的也少了。”

由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在古陂时对付一个营，连走带揍把敌人消灭了，缴获了枪支、弹药、文件等物品。这次战斗结束后，团政治处经上级批准，给大家分发战利品的时候，还给团长和政委每人发了一条薄薄的丝棉被。杨成武在长征路上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雪山、草地就是用它御寒的）。

王平回忆说，古陂圩是个挺热闹的集镇，也是这一线敌人的后勤基地，军衣、弹药等军用物资堆得像小山似的。从古陂圩到安息圩，一路上都是敌军丢弃的物资。这一仗，击溃了敌军一个团，红三军团伤亡不大，全军每人分到两身新军衣，补充了许多弹药。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

红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总卫生部所有的伤病兵约三百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医愈出院。

红军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杨得志回忆说，攻占遵义后，已是隆冬季节。这时的黔北高原，朔风穿胸透背，天气干冷异常。红一团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率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壳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

杨得志将军回忆说，红军进入遵义后，上级通知，部队上街买东西要用银元和铜板，不要用纸币（那时各单位大都有在江西发行的中华苏维埃纸币，也有缴获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印的伪币，由于群众怕“变”，不愿意要这种货币），没有银元的单位，可以拿纸币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没收委员会”去兑换。

乌江战役后红军入云南，收获极大。收获之一：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到了补充。红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两师。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的国民党军为运输队长，称蒋委员长为输送总指挥。红军收获之二：使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而这十二天的休息，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红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红军在黔东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云南。

扼守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一百零五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会泽）。东川离金沙江二十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他们把杨县长和当地的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火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六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手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

1935年4月27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已打下宣威。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当时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此时随红九军团行军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也有如下记载：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里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从江西出发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银行里，带来了大批的南京政府钞票、银元与银块，在他们路上的穷苦区域里，他们就用这些钱来买所需要的东西。

杨成武回忆说，红四团自奔袭泸定桥以来，就抓生米充饥。打下泸定桥，缴得的粮草有限，还要留给后续部队，打土豪所得无几。打下化林坪，十室九空，敌人把存粮早已转移。领受攻打山垭口任务的红四团六连也是一天多没吃上一顿饱饭。临战时，师机关、直属队凑了一些干粮，勉强可供部队吃一顿。

红军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每人都只穿一套单军衣，同时红军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中国南部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忽然进入雪山草地，在过夹金山之前，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红军当局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些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但当地老百姓总数不到百家，哪里来这许多酒呢？这愿望当然不能达到，结果只有在上山之前，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吃一碗然后上山。

1935年6月底，红军离开懋功以后，困难与日俱增。沿途既无生意买卖，又无汉人，藏民则因误信南京官方的宣传和受南京军的威胁，大多数藏匿或逃走，首先使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部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晚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所有藏民因南京军之事先逼迫都逃之夭夭，有钱买不着东西，真苦煞了数万英雄。

中央红军到达卓克基时，一切后续部队均集中卓克基，进行补充粮秣，并就地休息训练四天。四天之后，除将勤务机关、卫生部留驻卓克基，向藏民宣传解释，做增进民族亲睦的工作之外，其余部队又继续向则格前进。沿途藏民渐渐打消敌意，但终因南京军方面早就对他们加了不少恐吓和欺骗，所以仍然逃避一空。在这四十里之行程中，雨雪泥泞，隘路难行，而且还已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的俗语倒也可信，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米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以便给予一定的补偿。

“为割麦而斗争！”红军当局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负有抗击追敌的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起，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起歌来，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有的唱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谓痛苦，只有热情和快活。

1935年7月初，中央红军到达上打鼓，并在上、中、下打鼓布置宿营。因此地地势较高，麦子才开始含蕾，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如野芹菜，野苦麦菜，野豌豆叶子等，以对付饥饿。每人每天只吃三两粮食和一些未加工的青稞麦子，肚子里饿得确有点难受。大家互相会面的时候，都露出一点微笑，表示难兄难弟的意思。

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一条中规定：“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在“部队整理”一条中有这样一项要求：“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毛窝（式样另发）。各团需利用羊毛、牛皮补充皮毛、毯子，以便向北行动。”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地麦田很多，据说收获一年，可供该地人民三年给养，而且麦子已经成熟。为了红军的生存，那就只好割麦子了。红军要付割麦的代价，却老找不着人。后来在毛儿盖以西四十里之伽英回来了十几个藏人，并有一通司（翻译），红军便把麦子的代价付给他们。在此次割麦后，红军每人都补充了十天储粮。因筹储粮秣和集中部队的关系，红军在毛儿盖大约驻了二十余天。

长征中某日，杨成武所在的红四团到毛儿盖附近山里去挖野菜，偶然发现了在绿荫树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有碗口大的，有铜板大的，有白的，有灰褐色的，有的上面还有花纹。同志们看到高兴极了，采回来后，用水洗洗，便煮着吃了。怎知吃完后，许多同志上吐下泻，身子软得不行，后来卫生队的医生一检查，才知道是吃了毒蘑菇。上级很快发了个通知，以后再见到这种蘑菇谁也不能采了。

杨成武在毛儿盖带着筹粮的队伍上山找到了反动土司藏起的一批羊。红军们赶走了敌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牦牛几十头，绵羊五六百只。这一天，虽然没有咸盐，但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分配给了兄弟部队一部分，剩下的牛羊杀掉后都煮熟，一块块切开，再把它串起来做成了肉干。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还曾用喇嘛寺的用面粉做的泥塑烙过饼充饥。但后来筹粮委员会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红四团的团长带着的筹粮队在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发现了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这道墙特别厚。大家动手拆开一看，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同志们管它叫“密窖”。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红军一律没收。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写道：草地行军时，红军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有些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有些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褛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完全成了“秃头军”。

杨定华说，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有法煮饭。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变成了粢团，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纽纽。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克诚回忆说，红军进入黑水、芦花等藏民居住地时，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当时设法弄到了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们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

郭林祥在回忆录中记载：“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肖锋在1935年8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在黑水筹到的粮食没有东西装，于是大家想到用裤子做粮袋，把裤脚的两头一扎，就可以装粮食了。时任红军一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该日日记中写道：部队途经一条河，由于桥未搭成，遂徒步过河，竟有人被水冲走淹死。“由于行李及炊事员未能过得河来，于是自己做饭吃。”肖锋在日记中说：“过着这厨师生活，的确很麻烦。”但毕竟还有饭可做，心里已知足。

率右路军先头部队到达班佑的叶剑英和程世才，在当地打垮了一次敌人三千多骑兵的袭击，缴获了一批战马和牛羊。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战利品送给了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博古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曾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饱餐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唐金龙过草地时，数日没吃饭，饿极。出草地后，见有藏民巴扎，唐急购二十只鸡、两个“锅盔”（每个约五斤重）。与李文清等四人聚餐，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半夜，四人均腹胀如斛，于地上打滚不止，一人竟胀死。故唐金龙回忆说，长征途中，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王平回忆录》记载：红军在藏族地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饮食不习惯，这一带主要农作物是青稞和玉米，饮的是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许多人引起肠胃不适。其次，由于过去军阀官僚迫害少数民族，造成藏民仇视汉民的心理，加上语言隔阂，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在红军到来之前都逃跑了。山上常年积雪，山下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纵横，没有道路。天气恶劣，变化无常，六月里一忽儿晴空朗朗，霎时间又乌云密布，雨、雪、冰雹铺天盖地而降。

1935年9月18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开进了岷县与西固间的小镇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郭林祥在回忆录中提到：“到的那天，我烧水洗了个澡，这是我过草地以来第一次用热水洗澡，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支队政治部特别发出通知，要求各伙食单位搞好伙食，让大家吃好。同时，每人还发了一块银元的零用钱。那时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羊，十个鸡蛋才一毛钱。”

红军长征到哈达铺，中革军委下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命令：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挑夫，每人先发大洋一块，用于改善伙食。其时，五块大洋可买百余斤肥猪一只，两块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块大洋可买鸡五只、鸡蛋百余个、蔬菜五六担。

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同志，哎唷！过新年啊！”

杨定华回忆说，当时一提起这个口号就要引起议论纷纷。有的说：“唔！在家里过新年也吃不到这样好。”我们电台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伕子说：“我十八岁了，除了我姊姊出嫁那年吃过鸡子，到了红军才经常有鸡子吃。”另一个又说：“我们江西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过年才家家有鸡子吃。”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细节长征之谋略（独家）

wudongfeng — Sun, 08 October 2006 08:40:38 +0800

点击（2549）评论（1）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08 09:08:53　

细节长征之谋略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红五军团过信丰河的时候，时任参谋长的刘伯承组织架浮桥。桥刚架起来，东北方向的敌人追来，跟后卫部队打响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机关人员和驮马徒涉过河，让战斗部队迅速从浮桥上通过。等到担任后卫的一营过了河，刘伯承便命令立即拆掉浮桥。留下便衣侦察队，在后面监视敌人，完成任务以后另选渡口过河。敌人追到河边，已无桥可过，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红军向西去了。就这样红军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横过粤汉铁路以后，到了湖南广西交界之地。国民党军队从左侧阻击，红五军团跟随军委纵队前进的道路被截断了。时近黄昏，左面是南岭大山，右面紧靠凌水河。附近没有村庄，找不到老百姓。红军没有地图，又新来乍到，不熟悉地形。侦察员报告说，敌军就在山上。这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绕道，二是打过去。

刘伯承对这两种意见都不以为然。他判断那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不了解红军的底细。而且，刘伯承说：“我们一定要跟上军委纵队，不能让中央、军委纵队后尾暴露给敌人”，因此，他主张等天黑之后，悄悄地从敌人鼻子底下插过去。于是，部队原地隐蔽，封锁路口，只吃干粮，不准出现烟火、亮光、声响。每个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以便识别。这样，部队就在黑夜里，沿着山谷在敌人鼻子底下安全通过，拂晓追上了中央、军委纵队。

《随军西征见闻录》记载：当红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警备连回镇搜索，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人。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两元，作用在一方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其军衣来自县政府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士兵，然后冒充有病掉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之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即传令部队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红军的七八个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立遭几百居民痛打。贺诚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地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然后他们都领到了红军给的救济。而且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地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时，时任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的韦祖珍奉命带领两个班二十余人的突击队，担任掩护任务。大部队安全转移后，突击队陷入敌军重围，韦率部机智与敌周旋，单独活动七天七夜，于敌人“指缝”中溜出，所带人员一个不少，受到上级表彰。

在乌江战役中，由于没有船，红军决定佯攻渡口，主攻小道，争取时机抓紧架桥。架桥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材料。刘伯承跑到工兵连，跟他们一起想办法。后来工兵连扎成了单层、双层、甚至三层的竹筏，但是当他们用石头当锚，企图把这些竹筏固定在水中的时候，两百斤左右的石头，一投到水里就被冲走了。刘伯承冒着炮火跑到作业现场。一个战士说“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刘伯承随即叫工兵连找些铁匠用的铁墩来试试，如果一个不行，便把两个结在一起。这办法果然可行。这时，两个先遣团的突击队用竹筏强渡，夺得了北岸的阵地。于是竹桥架成，红军渡过了乌江天险，这是1935年1月3日。

红六团在红四团控制了江界渡口之后，受命不等浮桥建好，立即乘竹筏过江，迅速前进，直取遵义。第二天黎明，刘伯承来了。团长朱秋水和政委王集成向他汇报：已经确定一、二营为突击营，从遵义东南两面突进去，三营为预备队。刘伯承以叮咛的语气说道：“我们的日子还比较困难。要求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智慧了。”

团首长们领会了“多用智慧”的意图。他们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守军的底细，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诈城，打个便宜仗。经过刘伯承亲自检查，部队在夜幕下出发。一营营长带着一连和侦察排还有全团二三十个号兵，一色的黔军打扮，带上十几个俘虏。其他部队随后跟进，万一诈城失败，便强攻。到了城下，敌军外围营被俘的连长对答盘查。城上又用手电筒照射检查，照来照去。红军战士们骂骂咧咧，装得挺像。终于赚开了城门，红军一拥而入。

1935年1月3日或4日早上，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团长朱秋水、政委王集成率部，冒大雨急行军。至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诱压兼施，给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化装后和俘虏一起，到遵义城门外。他们声称是外围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半小时后进了城。1月7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

红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鸭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薛周两部及川军郭勋祺、廖泽、潘佐等部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只小心地建筑碉堡。红军见黔北无计可施，即急行军乘隙偷过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此时贵阳确大为震动，上海当时的报章载有贵阳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飞机二十余架被毁等事。

黄克诚回忆说，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红军进攻。吴、周所部占据了遵义周围的几座山头。由黄克诚任政委的红三军团第十团与敌在山上山下反复攻打，几番拉锯之后，团长张宗逊带大部队追击敌人，后被敌人反扑，张宗逊腿被打残。黄最后身边仅剩两个班的兵力守住山头阵地。敌人攻势仍甚猛。危急时刻，陈赓率干部团赶到，接替了第十团的防务。

黄克诚在山下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黄对林道：“好险啊！”林彪则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黄对曰：“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得了？”林彪说：“当敌人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黄克诚说，后来战斗进程正如林彪所预料。

红军原定计划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红军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四川和云南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红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遏阻。而红军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红军已渡过赤水河占领桐梓、娄山关。红军此种机动之作战方法，常出奇制胜。

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红军过乌江后，毛泽东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两百余公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人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1935年3月21日晚和3月22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三渡赤水时，红军首脑们走在浮桥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当面表扬了工兵。他们过了河，在一个树林里停下来围在一起看地图。工兵连长王耀南受了表扬，一直陪着。毛泽东对刘伯承说：“正好，你把情况跟他讲讲。”刘伯承走向王耀南问道：“你估计我们先前在太平渡、二郎滩的桥还在不在？”王耀南答道：“可能还在。”刘伯承说：“那好。你赶快派些得力的人，带上短枪去看看。如果还在，一定要把它守好。如果坏了，你马上修复，我们将要派大用场。”那是二渡赤水的地方，在茅台渡口北面。所谓“大用场”，就是四渡赤水了。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疾进。

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他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1935年的4月29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王平回忆说，渡过乌江以后，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迅速进到贵阳东北地域，占领了牛场、狗场、猫场，直逼贵阳。部队扛着梯子行进，装着攻打贵阳的架势，到处书写“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活捉王家烈！”的标语，大造声势。贵阳地域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四个团兵力，用于贵阳城防的部队不足两个团，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恐慌，急忙电令滇军赶往贵阳保驾。当蒋介石上钩以后，红军却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穿过滇黔公路，向西南直奔云南而去。

红军于1935年4月5日进入贵阳东北地区。杨成武回忆，此时，该团已占领离贵阳机场不远的霓儿关。杨成武说他站在高处，已可以看到贵阳市里的烟囱了。为了制造红军打贵阳的姿态，杨成武说：“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掉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们的白军长官！’”杨成武还说，“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说也奇怪，敌人缩在城里也不还枪。”

红四团在单独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的任务后，又以化装奇袭，扮“中央军“之法，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

红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立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渡过金沙江。

红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红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红军原定在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周浑元、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红军却全部在皎平渡全无阻碍地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皎平渡。红军在金沙江边计渡九天九夜。而追军则直至红军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州、直逼会理州城下时，才知红军已由皎平渡渡河。待追剿部队折回皎平渡，红军早已渡过金沙江，并早将船只破坏。

金沙江之偷渡，亦甚有趣，后面追迫很紧，他们乃以少数佯走大渡口，而大部疾走小渡口。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辖地，他已奉令将船只靠在北岸，南岸红军无法渡河，后来控制了土司并获得了土司的“方案”（书记文牍之类），用他出面叫船，船夫不察，放船南来，才算混了过去，而大渡口的部队，亦飞速转到这一路来。因为船少人多，他们曾用粗布为链，想架索桥，结果是布力太弱，不能胜重，完全失败。

红军渡过金沙江仅凭六只破烂之船。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伍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红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

在金沙江北岸，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红军进嵩明城及官渡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红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是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民夫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

红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夫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红军领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们！”此时红军伏兵四出，立即将地方领袖监视矣。红军官长当即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此时地方领袖早已相顾失色。但红军并未与地方领袖为难，并好言安慰而去。

　 (本文有删节)

评论：

郭怀亮发表于　 2006-10-11 14:20:31　IP:219.145.94.*

一智胜过千军。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件法宝。

细节长征之女性（独家）

wudongfeng — Tue, 03 October 2006 17:54:20 +0800

点击（3780）评论（4）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10-03 20:20:27　

　　　长征细节之女性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夫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泽东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刚过赤水河以后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一二十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时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当她所在的队伍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遇到了敌人的空袭。“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即为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因为康克清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

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的政治委员，在各个战线上都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长征中她不仅背着手枪、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体的雄伟，吃苦的精神，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我曾亲见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程序的命令。

长征结束后，康克清曾对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棵，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随军工作的妇女们，如朱德夫人康克清女士等，不仅随着军队背着枪和行李包袱走路，同时也参加这种割麦劳动，她肩上至少背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的时节，邓颖超正在患病。因河阔的十丈，深达三尺，所以部队都停滞于河边，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她便喘息地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河水深到什么程度？”于是中下级军官都异口同声的答她：“不要紧，没有关系。”她仍很关心的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不要沾湿了衣服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莫不动容，而提高渡河的勇气。

长征中，蔡畅身着红军制服，脚蹬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风卓英姿。红军战士们看到她齐声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蔡畅笑着问：“唱什么呢？”“ 唱《马赛曲》。”蔡畅回答：“好吧！别喊了，我给你们唱。”杨定华说，当时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

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个子矮小，美丽活泼。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十九岁美丽活泼的叫厩香的女子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室的地饭上。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钊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但她在过草地时死去，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

张琴秋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

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九军长军团长罗炳辉的妻子张明秀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当时在胡耀帮身边工作的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肖月华和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费神费力，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肖月华随李德到延后生了个儿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女红军危秀英言，红军长征中，她与一位年青战士趟水过河时，竟引起战士的惊慌。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 ?”危秀英马上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而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红军战士中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

红军开始长征前夕，刘英只有二十六岁，不到五英尺高，娇小瘦弱，双眼奇大，如“洋布娃娃”。海伦·斯诺曾言：“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刘英与洛甫结婚时，亦如是说。

长征途中，男女红军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刘伯承与汪荣华于甘南休整期间结婚。地点在成县境内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婚礼简单简朴。（《贺庆积回忆录》P58）汪荣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　功会师时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与汪荣华婚后不到一周，于行军途中遇敌机空袭，俩人刚卧倒，一炸弹于身边爆炸，刘臀部负伤，汪小腿亦负伤。当时汪见刘伤重，心中焦急，刘安慰她说：“负伤没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李坚贞，在长征中任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此外尚有许多女西医生及无线电台的女服务员，都与一般战士共同甘苦，行起军来疾走如飞。但在后河岸边却有个别的女士不得不求援于男人牵着手才敢渡河，据她们说这是破题儿第一次。然而她们从来不甘落于人后，仍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象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棵麦粒。她和她的朋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裸粒。青棵粒被火烧只了，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

危秀英过草地时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作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下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长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张国焘贴身交通队少数人，伙同几个彩号，闯进工兵营住所，图谋不轨。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当时任工兵营营长，她果断向女兵们下令：“把他们轰出去！”红军女战士们奋起自卫，一时间，运送物资、彩号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结果，那些家伙被打跑了。张国焘闻此事不悦说：“这还了得”，下令撤消林月琴营长职务。

林月琴回忆说，工兵营的女红军下了雪山后，大部分都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行军，大家只好一手拄棍，一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背篓，排成一路纵队，在漫天风雪中，缓缓向前移动。

彭素在长征中任四方面军红军总医院司药主任。一九三六年夏二过草地时，不幸得了伤寒，口腔出血，大便带血，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后送附近一户老乡家。某日，有两位被俘国军医官来劝她：“廖主任，部队马上要二过草地了，这可是死多生少啊！你年龄小，又是女的，还是暂时留下与我们一起另找出路吧！”彭素硬撑起病体怒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两医官溜之。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相当于运输队）伙夫班长叫贾德福，外号“贾老婆”参加军前是寡妇，没有小孩。长征出发后，自告奋勇背大铁锅、锅铲。敌飞机来临，她不是用锅来掩护自己，而是将锅卸下，铺开身子趴在锅上，用身体去保护锅。某日，四方面军后勤部郑义斋部长见了，哭笑不得，感慨地说：“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行！人家是顾头不顾腚，你可是顾锅不顾命！”她的回答是：“全营几百号人，没有锅，咋个做饭？”长征途中，她就这样一直背着大锅。

长征中贾德福还在自己的干粮袋上缝了许多小口袋，分别装上盐、姜、蒜和辣椒。她还经常组织伙夫采摘花树叶、杏叶、灰炭菜煮煮，象放味精似地放一点盐，给大家当菜吃。

周起义是参加长征中的“小脚女人”，靠着“三寸金莲”走过万水千山。她回忆说，我身材瘦小，又是小脚，别人大步走，我就得一路小跑，大泡套小泡，泡连着泡，一着地像踩上针尖似的。

周起义在长征中调任红四方面军工农兵医院工作。她回忆说医院的设备很简单，不过几把剪刀和铁镊子子，四、五个药包；至于药品嘛，只有“红降丹”、“白降丹”、“膏药”等三、四种，全靠自己采，自己熬。这样，也就好学点，时间不长，就能应付下来。为了更好地掌握医疗本领，我们边行军，边学习。前边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词进行教读，后面的人边走边看。这种方法看起来好笑，可对我这个文盲，却很起作用。

周起义说，长征途中睡觉如果找到稻草就很幸福了。长征中某日，周宿营的一家场院里有个大笸箩，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小周，这儿有个‘柳丝床’，就是小点儿，你睡正合适。”周见了真的很高兴。当天晚上，她躺在里面把身子弯成个“小船儿”，腿和脑袋搭在笸箩沿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同志们叫醒周时，她还直埋怨：“你们真坏，把我的美梦搅没了。”问：“梦见什么了？”周说：“梦见到了根据地，上级决定放假，睡三天大觉。我睡得正香呢，被你们吵醒了。”

周起义回忆说，长征过草地时女红军除了准备干粮外还做了点额外准备，因为这一带以畜牧为主，到处有牲畜脱落的散毛，我拣了些牛毛、羊毛、骆驼毛，捻成线，做了双五颜六色的毛线鞋。

长征开始，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红军过草地时，大家整天泡在泥水里，腿、脚全肿了，身上长满了虱子。休息时，男同志解开扣捉虱子，女同志不好意思，只能拽紧衣袖来回蹭。宿营时，连一块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只好几个人靠在一起，把年龄小身体弱的放在当中，互相挤着取暖。冷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坐一阵儿，地下水返上来，还得挪窝。女同志大小便更不方便，人们不敢远离部队，只好三个人拉着床单围起来，轮换着在里边排便。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以西的绒坝岔等地，两个方面军完全会师了。为了庆祝胜利会师，七月二日在甘孜的喇嘛庙召开了隆重的联欢会。贺庆积回忆说，联欢会上演出的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文艺节目，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刚从苏联回来的李伯钊、张琴秋两位女同志芭蕾舞，很新鲜。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任荣回忆说，第二次过雪山时，文工团的同志在行军路上为红军士兵鼓动唱歌，上级指挥科有个同志喊：“迫击炮，再来一个！”引起了许多人咯咯大笑，也引起了文工团同志的反感，特别是女同志觉得是侮辱她们。（任荣著《戎马生涯》P36）当晚，此事反映到刘伯承校那里。第二天早晨出发前，全校集合，刘校长讲话：昨天，有同志对文工团的女同志喊侮辱性的口号，什么“迫击炮，再来一个！”这是错误的，是轻视和侮辱女同志的言论，是粗鲁野蛮的表现。当然说错话的人不一定是有意反对女同志，但起码是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女同志。红军大学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对女同志不尊重的事。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一位女红军曾说距共产主义还远的言论而沦为犯人。瑞士教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在他的《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这之前曾有一场特别的争论。那个妇女在争论中曾说：“的确，那是我们奋斗的方向，但必须适当地修正。”这很有远见，不过这使她的人身自由完全成了问题。”

(本文有删节)

评论：

匿名发表于　 2006-10-04 08:55:32　IP:61.51.93.*

还是材料堆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如此学术，如此出书，悲哀！

郭怀亮发表于　 2006-10-05 14:42:00　IP:219.144.202.*

借用你的“细节”说法，我也“细节”了一下中印边界战争。哈哈——

丁肇堂发表于　 2006-10-08 12:20:38　IP:218.58.248.*

在今天的背景下，吴老师的剪刀仍然是革命的剪刀；你的浆糊，将过去和未来牢牢粘贴在一起了。

爱你发表于　 2006-11-01 15:28:04　IP:221.23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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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长征之创痛（独家）

wudongfeng — Fri, 29 September 2006 17:51:39 +0800

点击（4385）评论（3）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09-29 17:37:20　

细节长征之创痛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红军长征过于都河后，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这是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傅连暲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此后，毛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他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竿扛在肩上。在细雨蒙蒙的日子里，担架上盖着油布，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长征中，毛泽东身体虚弱，傅连暲大夫一直鼓励毛多吃点东西。某日晚，傅给他带来一只烧鸡。毛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湘江之战中，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湘黔公路阻击国民党军。杨至公路指挥时，被敌一弹击中右腿膝下，血流不止，无法行走。敌军已蜂拥而上，先后有三位战士欲冲上公路救援而负伤。后杨被一名叫黄霖的战士冒险拖出公路，继由警卫员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一左一右架他，顺着公路向后撤。

杨成武负伤被救途中，遇到几个担架兵。担架兵忙说：“我们是五团的，另有任务。”幸警卫员白玉林以枪指之：“这是我们团政委。不抬！我枪毙你！”担架兵惶惶，才将杨成武抬上，转移到安全地域。

时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长的姜齐贤和军医主任戴济民为湘江之战中负伤的杨成武处理了伤口。杨的伤势很严重，绑腿裹着的裤子，连同绑腿，全被血浸湿，粘在腿上。子弹是从右小腿中部贴着筋骨打进去的，出口有鸡蛋那样大，肉向外翻着。姜和戴检查完伤口，先给了杨一点水喝和东西吃，然后，用剪刀在膝盖以上转着圈一铰，这只裤腿就成了半截短裤筒了。下面粘得很紧，他们先用盐水浸透，才剥下来。然后他们用盐水洗净伤口，上了云南白药，用绑带包扎好，整整摆弄了一两个钟头。

1934年12月上旬，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于陕南庾家河与敌激战。一弹洞穿徐海东左眼底，由颈后出。徐昏迷四天四夜，醒后第五天，即由四人抬着指挥作战。

长征途中，国民党的飞机像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红三军团进入云南之际，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轰炸机群发现了他们，扔下一串炸弹。伍安然无恙，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故杨尚昆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白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但还不够解气。杨身上三块弹片有一块直到1985年还在他腿里。

1935年2月27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抬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是后来在长征中为患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他是被红军俘虏后受到优待而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少校外科医生。胡耀邦负伤动手术后，先坐了几天担架，后又骑了八九天的马。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

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一个是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代表，前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也被一块炸弹片击中。三军团某团政委钟赤兵也是如此。

有两个人躺在担架上参加了遵义会议。其一为王稼祥，他自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其二为聂荣臻，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

张宗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带领红十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鸦山时，腿部负了重伤。他被抬进遵义城里时，起初还能勉强记事，随后就昏迷过去了。直到手术完成以后，为了止血，医生用力捆扎血管时，才疼醒过来。原为国民党芦兴邦部医院的院长梅丹青为他做了手术。梅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把他的小腿肚子上受感染的坏肉完全清除了，用肉眼可以从子弹的进口看到子弹的出口。手术后由于伤口一时不能愈合，行军转移时，他一直在担架上生活。

黄克诚在自述中说，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赤水河边的土城东皇庙，与川军刘湘所部打了一仗。此役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红三军团第四师的部队部署在土城以东三十里处待敌。当时张宗逊师长受伤住进卫生所，政委黄克诚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德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德非常恼火，对黄克诚发了一通脾气。土城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军受到一些伤亡。

遵义会议后，曾思玉突然流鼻血不止，右鼻孔止，左鼻孔流；左鼻孔止，右鼻孔流；双鼻孔止，口里流；而后发烧昏迷。其时部队将出发，民运科长赖际发看望将军后，交代：赶快找人，拿些钱，寄托老乡家。将军言，当时虽然昏迷，但心中很清楚。闻赖际发言，竟睁眼摇头。后，陈光、刘亚楼来看望，决定用担架抬着走。走三日，鼻血止。后又骑马走，约一星期，痊愈。

1989年7月24日曾思玉将军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对笔者吴东峰说：“当时我虽昏迷，脑子清楚得很。那时红军最怕寄托到老乡家。我哪会那么傻？”他又说：“自此以后一辈子没有流过鼻血。”

刘少奇在娄山关战斗后任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他和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彭告诉刘少奇，他的士兵不怕强行军或夜行军，但是怕生病掉队。

周恩来过雪山时染上一次大病，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四十摄氏度以上。毛泽东派人去请傅连暲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一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周未能出席在1935年7月底8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据杨尚昆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7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8月和9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当时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周恩来在沙窝会议后病势转重，高烧不退。医生最初是按疟疾治疗的，但几天后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经任斌、李治两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肝炎，且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当时条件有限，不能实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六十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当时周恩来睡在一张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些稻草睡。据邓颖超回忆，她在周恩来的羊毛背心上抓虱子，抓了一百七十多个，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杨成武说，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

1996年3月20日，陈锡联在北京对笔者吴东峰回忆说，他在长征途中腰部负伤后，护士做了简单包扎。一次换药，他察看伤口，竟无一丝血迹，心中奇怪：负伤哪能不见血？便指示数位士兵将自己打横平躺，伤口朝下，果然存于腹腔中的血缓缓流出。陈锡联说，幸亏自己有经验，否则血在肚子里不把人胀死？

齐钉根在战争年代八次负重伤，轻伤难以计数。头顶正中有一条槽形疤沟，深一厘米，长二十厘米，为长征过草地时敌弹所致。脸上鼻梁和左腮有四个弹洞，一横线排列，亦为过草地时所致，一弹由左腮一侧进，另一侧出，继由鼻子左边进，右边出，故有四个弹洞。

齐钉根在《长征回忆录》中记载：直罗镇战后，他害伤寒，高烧四十摄氏度，久烧不退，昏迷不醒。其时医院已将他列入“另册”，单独移进一小窑洞，每隔一天派人来看看：还有气否？某日，他忽然苏醒，并拼尽全身力气大声喊：“有人吗？”恰一卫生员路过，闻声而至，他于是活了下来。

1935年3月9日，刘震在红二十五军九间房伏击战中右颏被敌击伤，因是手枪子弹，穿透力不强，被几个门牙抵挡，没有危及要害，留下嘴歪斜的永久的伤痕，在长征途中被戏称为“歪嘴儿”。

颜文斌左腿负伤是与敌拼刺刀时，被暗枪所击。颜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断左腿。开始只觉腿发软，敌退后才知道自己已负伤。其时，颜已身负五处弹伤，拄双拐艰难前行，随二、六军团长征。颜文斌1998年7月24日在辽宁黑石礁干休所对笔者说：“那时，领导想把我留在老乡家养伤。他妈的，留下来早就完蛋球！”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在遵义做手术后，用担架抬着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他又坐了约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他才被留在当地养伤。他在床上躺了二十个月。红军领导为他做了很好的安排。一位医生和一位卫生员留下来照料他，并发给他三百多块银元的生活费，把他安置在当地一个财主家里。红军告诉那个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你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还给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一些银元做生活费和药费。给孔留下了他所需药品的单子。

任荣在《戎马生涯》中写道：1935年4月下旬，他们到达平武县西南苦竹沟边的锁江桥。突然有数十国军从树木中钻出，向他们驻地的一座大院扑来。他们立即利用房屋隐蔽，待敌人冲到距我二十余米时，突然开火，并投掷手榴弹，当场毙、伤敌各一名，缴枪三支及一些子弹。敌见势不妙，立即向后逃窜，他们尾随追击。任荣在追击中被掩护逃跑的敌人打伤了膝盖骨。后带伤随部队继续向西挺进。一周后，膝伤竟痊愈，只留花生大的疤痕而已。

王平在回忆录中记叙了一次惊险的经历：“打扫战场后，红十一团到古陂圩外休息。我和警卫班在一个小山坡上睡觉。警卫班在山坡上。我在山坡下，不料班里一个战士的枪走火，把睡在我上边的班长打死了。子弹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又贴着我的耳朵上边飞去，这又是一次生命危险。”

1935年冬，贺炳炎在一次战斗中右臂中弹，是粉碎性骨折。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贺彪以木工锯替手术锯，以吗啡替麻醉药，为其做截肢手术。贺炳炎说：“不需用吗啡。”嘱卫生员将其反绑于门板上，用毛巾塞其嘴，请贺彪动手。贺彪持锯“嘎吱嘎吱”约两小时。贺将军闭目咬牙，一动不动。其时，贺龙传令前方部队：“再坚持打三个小时，保证给贺炳炎做手术的时间。”据说，贺炳炎为了止痛，常偷吃鸦片。后被贺龙发现打了他两个耳光，才把鸦片戒了。

《贺庆积回忆录》记载：1936年9月下旬，刘伯承、汪荣华夫妇不幸挂花。当时，两个架次的敌机轮番向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俯冲扫射和投弹。由于山沟里光秃秃的，难以隐蔽，造成了人员伤亡。刘伯承被一块炸弹片打进臀部，汪荣华同志小腿被炸伤。闻知刘总参谋长负伤，贺庆积急忙赶去看望。刘总参谋长伤处弹片部位较深，因失血较多，脸色苍白，但精神还好。汪荣华伤势较轻，还可以活动。刘伯承的弹片当时没条件取出来。他风趣地说：“留在那里，作个长征路上的纪念吧。”后来据汪荣华同志讲，这块弹片在刘帅病故后，已在骨灰中找到了。

长征中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政委的白志文回忆说，他在一次负伤昏迷醒来后，被抬到中央纵队休养连，只见墙根下一溜放着四副担架，都是三军团的师团级干部，有四师师长张宗逊，五师政委钟赤兵，十一团团长文年生，十四团团长李寿轩，这五个干部被编在一个班。当时钟赤兵感慨地说：“够组建一个师喽。”而文年生诙谐地说：“一个班，三个团好大哟。”

余秋里回忆，1936年3月12日，在截击正在经得章坝前往镇雄的万耀煌纵队时，与他同时负伤的还有十七团参谋长张秀龙，他的腿部负了伤，是与他同时用担架送到师卫生部的。

1936年3月12日，时任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在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中，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有时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生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1936年9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载左臂负伤后情景：“……为了止痛，有时就把受伤的左臂伸到冷水里泡一泡。伤口怕太阳晒，一晒就火辣辣地疼，行军时我就尽量找有阴凉的地方走。过草地时没有阴凉，我准备了一把水壶和两条毛巾，水壶里装满了水，疼痛难忍时，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然后用湿毛巾敷在受伤的左臂上。湿毛巾我自己一只手不能拧，都是张秀龙同志帮我洗净、拧干，再敷在我的伤口上。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换药。过了噶曲河，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地夹出来，用盐水清洗了伤口。”

余秋里回忆长征途中做截肢手术情况：“手术是1936年9月20日上午进行的。手术前，侯友成同志给我讲手术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我说：‘你们大胆做吧，没问题。’他又说，要全身麻醉。我说，既然交给你们做，就一切都交给你们全权处理。打上麻药以后，很快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头有些晕眩，我习惯地用右手去摸左手，空荡荡的，我才知道手术已经完成。事后，卫生部的同志告诉我，我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一觉睡得真香啊！’我算了一下，从3月12日得章坝战斗负伤，到9月20日做手术，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一百九十二个日日夜夜。手术后，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总指挥部派人送来了罐头，卫生部的同志买了一些鸡蛋。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看到手术成功，他们非常高兴。贺总对侯部长说：‘你们的手术做得不错，我奖给你们卫生部两匹马。’”

《胡炳云回忆录》记载：打下腊子口后，当时担任六连副连长并一直冲在前面的他忽然感到两腿钻心的疼痛，绑带和裤脚都被鲜血染红。原来，在向腊子口冲锋时，他被敌人的手榴弹片炸伤了，因当时战斗异常激烈，他只顾带领突击队与敌人拼杀，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两腿已负伤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卫生员只得用盐水洗了一下伤口，左腿上的弹片扎得浅，卫生员用钳子夹了出来，而右腿肚上的一块弹片由于扎得比较深，没法取出来，于是就先止住了血，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胡炳云由于受伤后，弹片一直未取出又坚持行军，造成伤口感染，伤情恶化，掉了队。带领连队走在前面的连长魏大全立即派一个班的战士跑回来在收容队里找到胡。见胡实在走不动，立即找来两根棍子，又把每个人的绑腿带解下来缠在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担架，于是一个班的同志轮流抬着胡往前跑，很快赶上了连队。为了挽救胡的生命，团部医生李智广为胡注射了一支珍贵的破伤风针，打完针后，他用刀片把胡的伤口豁开，把脓水从里面引流出来，再用钳子伸进去把弹片夹了出来，接着用盐水清洗后拿纱布包好。由于没有麻醉，胡疼得浑身冒汗，术后一夜无法入睡。

到达陕北后，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杨尚昆一直陪着他，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六十公斤，但未成功。

长征途中，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王平回忆录》记载：为掩护红三军团大部队在白水镇宿营，红十一团到北面平彝（今富源）方向和被击溃的敌人对峙，并警戒宣威的敌人。红十一团。出镇没走多远，敌人飞机就来白水镇周围盘旋，我们立即命令全团隐蔽在路旁小树林里。红三军团直属队正行进在开阔地，没有地方隐蔽，因而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损失较大。军团杨尚昆政委和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刘志坚等多人也在这次敌机扫射中负伤。

红三军团在亦念期间，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的痔疮又开了一次刀，就要准备拆线的时候，山上跑下来两个战士，报告一个排在山上被藏民包围了。他连忙带上身边仅有的警卫排和侦察排上山解围。这个山很高很陡，一爬山手术缝线又迸开了。红军冲上山后，藏民就跑散了。战斗中藏民的子弹打中王平旁边的山岩，一块石片蹦到王平头上，打进去一厘米深，王当时就昏倒了，头上留下一个伤疤。

1994年12月3日，陶汉章对笔者吴东峰说，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官兵多得“鸡婆眼”（夜盲症）。李达参谋长下令每个连队发一百块大洋，规定每人每天吃羊肝二两、羊肉四两、麦面一斤。约半月，“鸡婆眼”均治愈。

红军在懋功地区集中整顿四天，但在这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问题，因为喝了山上流下的雪水和吃了玉黍，许多人都患了疽肚子的病，使卫生部的人员忙个不休。幸而经过短短的几天过程，疽肚子之风潮也就平息了。休息了四天之后，即向抚边、两河口移动了。

1935年5月下旬，部队行军到达大渡河畔。一直凭借双脚走长征的孙毅掉队了。行军路上，疲惫不堪的孙毅又饥又渴，他看见路旁有几棵野杏，就摘了两把，边走边吃，又到河边喝了几口水。入夜，部队急速向泸定桥前进，孙毅突然感到腹痛难忍，一夜之间拉了数十次痢疾。第二天，他再也无法赶上部队，一个人拄着一根木棍，吃力地沿着河走着。

从江西出发的红军代理营长孙名山在泸定桥战斗中身负七处战伤，被担架抬到了兴隆小镇上。因伤员过多，担架不够用，他坚持把担架让给别人，自己挣扎着想上马，可是因为伤势过重，几次从马上栽了下来。最后他被留在了当地农民家里，在深山里过了七百二十多个日夜的穴居生活后，扎根在泸定这片土地上。

直罗镇战役打响后，胡炳云带着突击队冲在全连的最前面。连长黄国文带领全连冲到半山腰时，突然中弹倒下，负了重伤昏迷过去，担架队立即上来把他抬了下去。团领导立即命令胡为代理连长，指挥全连战斗。胡随即带领全连杀上山顶。

直罗镇战斗进入尾声，这时，仍有一小股敌人伏在山沟边缘上向红军射击，拒不投降。胡炳云正在组织人员和火力准备从东西两侧包抄过去消灭这股敌人时，突然对方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其右腹部，胡顿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而后就昏迷过去了。醒来时，已经躺在担架上了，直罗镇方向仍有枪声。而此时，毛泽东正在其担架十几米远处指挥战斗，且极镇定沉着。

1935年9月14日，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白龙江边的莫牙寺。15日傍晚，接到军团首长的命令，必须在三天内夺取腊子口。在一个茂密的小树林里，团正召开干部会研究战斗方案，突然敌人从碉堡里射出一梭子子弹，一发子弹打在正一起研究敌情的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齐发任的腿上。团首长立即派人把他抬下去，大家又转到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继续开会，重点研究攻打腊子口的方法。

评论：

孙建军的博客发表于　 2006-09-29 19:22:55　IP:60.232.149.*

好！

匿名发表于　 2006-09-30 20:19:01　IP:221.216.240.*

很多是从其它书上抄来的，没什么独创价值，最多属于整理。

郭怀亮发表于　 2006-10-11 14:34:58　IP:219.145.94.*

伤病是战斗力的大敌，同伤病作斗争，红军条件艰苦、极其有限，只有靠个人的生命力和意志了，真的不容易。把这些内容集中起来讲，更能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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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长征之牺牲(2)（独家）

wudongfeng — Sat, 23 September 2006 17:44:37 +0800

点击（2419）评论（0）类别（长征--细..）发表于2006-09-23 19:03:09　

细节长征之牺牲(2)　

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郭林祥回忆录》记载：在土城战斗中，他所在连的连长不幸牺牲了，他便指挥第一、第二排始终守着阵地，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战斗中连长和两个排长及六个班长光荣牺牲，全连共伤亡四十多人。

1935年5月8日，由红三军团和中央干部团主攻会理城，红三军团以红十团和红十二团主攻，红十一团为预备队。后来，红十一团调到城西北角担任主攻，坑道爆破只炸坍了城西北部的一块城墙，城砖倒下来形成一面斜坡，红十一团的突击队立即往上冲，军团迫击炮营掩护，但是炮没有打准，一排炮弹正打着我们的突击队，突击队员全部牺牲。军团向军委建议，改为围而不攻。军委同意放弃攻打会理，只派部分部队监视敌人，其余部队在城外就地休息。

廖汉生回忆说，1936年11月某日，在离溆清十五公里的地方有一股敌人的杂牌武装，红二军团第六师参谋长常德善率十七团到那里打了一仗。第一天打成对峙，第二天师主力全部赶去，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但十七团团长范春生不幸牺牲，他是我六师在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团级干部。

1935年8月29日，红一军团直属队进到阿卓（西），肖锋在日记中提到：“藏民中的反动分子偷袭我们，红二团刘瑞龙团长打仗很勇敢，却被反动分子用石头砸死，真可惜！”肖锋在日记中还说到直属队掉队的人很多，他同曹如学当收容队，招呼掉队的同志，并提到十九分队武兴秋同志背着无线电走不动，掉了队，不幸牺牲了。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于湖南贵州交界的沅水河迎战国民党李觉纵队。李觉率一个师窜到军团总指挥部机关所在的龙溪口，那里只有一个团负责保护总指挥部机关，主力部队急忙从便水返回龙溪口阻敌。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参谋长常海柏为掩护总指挥部机关牺牲了。

廖汉生回忆说，1936年1月，红二军团六师在黔西城的西北边与敌人打了一仗，十八团参谋长贺崇禄在战斗中牺牲。六军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率该师从我师位置前过，郭鹏和我跟他扯了几句，吴正卿离开没多久，就在夺取打鼓新场的战斗中牺牲了。

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以后，敌军的追堵暂时停止了，大的战斗没有了，只是有时会碰到零星的藏族反动头人武装打冷枪。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政委朱辉照就是第一个遭冷枪射伤的。四师师长卢冬生从六师把十八团政委杨秀山要回去担任十二团政委，由董瑞林接任十八团政委。

阿坝，号称“草地上海”。所谓“草地上海”不过是荒野深处的三个居民点，分作上中下阿坝，人家不算少，还有喇嘛庙，但人都跑光了，前面的部队把粮食也筹光了，连附近的野菜都扯光了。廖汉生回忆说，红二军团六师在过草地时仍然饿死了十几个同志。十七团政委因为筹粮不力，被方面军政治部撤了职，调去重新学习。十八团政委董瑞林在一次外出筹粮的路上，不幸被藏族反动头人武装打冷枪牺牲了。

廖汉生回忆1936年9月率领十八团赶赴成县增援四师、三十二军阻敌之战说：我们赶到时，四师正与敌军对峙，我带十八团队从四师十二团左翼投入战斗。两个团密切协同，把进攻之敌压了下去。十八团团长成本兴、政委周盛宏带着一、二营反冲击，一直冲到小川镇里，与敌人展开巷战。十八团政委周盛宏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不幸中弹牺牲。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铁锁关击败民团，进入陕南境内。陕军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二五二团已慌忙赶至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迎头堵截红军。刘震回忆，当日下午，我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守敌二四八团三营凭借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军领导决定：以二二五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岩，实施正面攻击；其余部队则迂回至高地西侧向敌人攻击。在我军勇猛夹击下，战斗到黑夜，守敌一个营全部被歼。刘震说，在此次战斗中，我二二五团一营担任一梯队，政委英勇牺牲，上级令我任营政委。

一次激烈的战斗后，部队缴获了一批包谷。到了丹巴，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一边炒一边吃了起来，一位营教导员抓起半生半熟的包谷拼命地往嘴里塞个不停，他感到口渴，正好路边有一大片野生的李子树，他又摘了许多李子吃了解渴。吃完饭，部队原地休息，这位教导员在一棵李子树下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当出发的号角吹响时，他再也没有能够醒来，陈锡联过去推了推，身体早已冰凉冰凉。扒开他的军装，才发现肚皮胀得鼓鼓的，可以看出皮下胃部一粒一粒的包谷的形状。

抢占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干部团八连指导员孔开先在通安州战斗中身负重伤。彝族群众赵国友把他藏在了自己家里。十五天后，因为败血症，这位1929年就在闽西参加红军的渡江功臣生命垂危，赵国友整夜守候在他的身边，当他把家里一只生蛋的母鸡杀了，将汤端到床头时，孔开先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彝族群众把烈士掩埋了，坟头朝着红军北上的方向。

1935年12月，胡奇才率部于四川荥阳阻薛岳部队进攻。某日胡至迫击炮连指挥作战。该连已牺牲得没有几个人了，炮弹也没有几发了。连长是位瘦高个子，打得英勇顽强，他指挥全连以准确的射击，挡住了薛岳部队的进攻。胡奇才回忆说：当时，我扑到一门迫击炮前，望着黑压压冲上来的敌人，抱起一发炮弹就要射击。那位连长从远处跑来推开我：“我来放，你赶快趴下！”说着他把炮弹装进了炮膛，轰的一声巨响，周围硝烟弥漫，土石四溅。原来炮弹在膛里爆炸了，迫击炮连连长当场牺牲，在我跟前的团政治处主任也受了伤。

安登榜是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他的职务是红军羌族大队长。他戴着安廖登洁挂在脖颈上的护身符，还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把老式的战刀，跟随他的一共有两百名羌族的勇士。尹全学是跟着安登榜参加红军的人中的唯一一位健在者。解放后，流落他乡已十六年的他带回了安登榜已经阵亡的消息。他回忆道：“我们跟着大队长沿着这条河赶上红军的队伍，朝草地进发。到了毛尔盖，有一天晚上，他带着十多名红军去找粮食，一夜没有回营。天亮以后，我们骑马去找，走了四十多里地，终于找到了大队长和十几个红军战士的遗体。他们浑身是刀枪留下的伤痕，周围的青草黄花都被血粘在了一起。”

乌江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像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近一百米长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毛泽东的警卫员胡长保在1935年6月4日敌机对红军的袭击中被炸成重伤。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祝革命胜利！”说完便合上了双眼。毛泽东轻轻把他放在地上，将一床夹被盖在胡长保的遗体上。

江西籍战士欧阳景萍和欧阳金福生都参加了长征，过草地时欧阳金福生牺牲了，十四岁的欧阳景萍也已经奄奄一息，是一位红军指挥员把他抱上自己的马，他才活着走到了陕北。

红军脱离苏区作战，落伍、负伤在某种程度上就意识着死亡，所以很多红军指战员负伤后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部队。肖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三营通信班长刘挺楷，腿被打伤，要把他留下，他打翻天的不干，说爬着也要跟红军走。”有的甚至拉响手榴弹自我牺牲。

据姬鹏飞回忆，爬雪山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

红军过雪山时，伤亡的不少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当时还有抬担架的）和炊事员。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六十到八十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毛曾告诉警卫员，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九名炊事员。

长征过草地，途经班佑河。过河后彭德怀命王平回返，收容掉队红军。王平领兵一营，急行军七十里，始至河畔，举目远眺，果然人影憧憧；近视之，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皆呼之不应，摇之不动；细检之，约数百人，唯一的一名小红军尚有气息；将军命抱小红军回，中途断气。

　　　　　　 1996年3月26日，王平对笔者之一吴东峰言此情景，老泪纵横，哽咽不已。闻者无不长叹息也。

过草地时，时任中央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李维汉此时在中央纵队后面担任后卫任务，他说行军路上战士牺牲很多，牺牲了就扒些泥盖起来，做个坟堆以资纪念。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我看到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紧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前面有一位战士，身子左右摇晃着倒在水里，我赶快过去扶他，可是已经死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37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淖中挣扎的红军战士的情况。莫许扶着那个战士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莫许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同志的悲惨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朱家胜的女儿朱南荣2005年5月对吴东峰说，她父亲多次给她说，长征中过草地，因高原反应严重，疲惫至极，她父亲在途中见一士兵盖被单躺着，又见其旁竖一木牌，上书“不准坐下”四字。父亲心想，他能睡觉，我也坐下歇歇。便靠近坐下，见该士兵无声息，伸手掀被单，竟见一死尸也。父亲这才醒悟，该士兵是因坐下而亡，遂起，疾走。

戴正启医生1935年只有十六岁。他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红军生病和死亡的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们跟前，只听他们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钟汉华回忆：在红军以前，可能还没有正规的军队徒步走过草地。藏民和走草地的商旅，都有马骑，即使是要饭的，也要骑头牦牛。红军战士们就是一批又一批，一队又一队，靠两条已十分疲惫的腿，穿过千里看不到一个人影的水草地的。他们开始因没有经验，或不慎而陷入沮洳层里，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陷过胸口、脖根而窒息。这样死去的确实不少。有些尸体已被同志掩埋；有的还亮尸“路”旁。所谓“掩埋”，也只是用些水草泥浆掩盖一下。腐尸发出的气味，仍掩不住专司天葬的秃鹫和乌鸦的灵敏嗅觉，它们会从数百里外凌空而至，不要五分钟时间，就能啄光一个尸体。

红军在黑水地区时常遭到黑水头人驱使下的反动士兵的冷枪射击，造成红军的非战斗伤亡。钟汉华回忆说，黑水的士兵往往匿伏于密林路边，夜晚偷袭我驻地，捉住我零星人员不是用乱刀砍，就是捆起来用石头砸。中央纵队一个炊事员到河边取水，就是被反动士兵用乱刀砍死的。据估计，牺牲在黑水的同志约为二三千人之多。

《雪山草地行军记》记载：距腊子口五六里路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一些战后的残迹。沿途树木差不多每株都体无完肤，不是枪伤，就是被炸弹炸得断枝落叶，青青的绿草全被踏残了。敌我对峙的临时野战工事，在工事周围英勇牺牲的战士，都使人们看出是经过残酷的肉搏战斗的场所。

胡奇才回忆：1935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与薛岳部对峙于四川天全、芦花地区。某日，薛岳部突破红军二十八团防线，直扑红四军指挥部。情况万分危急。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命令正到军部开会的我说：“敌人想冲过铁索桥来冲军部，你立即收容人员守住这座桥，掩护我们军部撤退。”我二话没说，立即跑到桥边，收容了三十五团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战士和各部退下来的人员，约百儿八十人，立即与攻上来的薛岳部展开了夺桥战斗。战斗异常惨烈，敌人一刻不停地冲击。我们坚持到下午四五点钟，大部分同志牺牲，剩下的几个同志也已十分劳累。我看军部已安全转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便带着几个活着的同志朝东边山上边打边退。

廖汉生回忆：1936年9月率领十八团赶赴成县增援四师、三十二军阻敌之战时说：当时我除了协同成团长指挥十八团，还亲自带领该团三营的一个连守一座山头。我们的人越打越少，子弹也几乎打光了，连长牺牲了，一连人只剩下不多的几个。我从师部带出来的特务班，班长牺牲了，我的三个警卫员也牺牲了一个，负伤了两个。敌人从我们在山坎上挖开的一道口子摸上来，突破了阵地。我们余下的同志不得不带着伤员仓促撤下来，收拢后向成县城撤去。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月挂中天，银辉洒地。部队踏着月光，带着血迹，匆匆北上。儿时背熟的一首边塞古诗，不觉脱口而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胡奇才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中过夹金山情景：我们过山顶时，看到好几处战友的尸体，有的是正在吃干粮时被冻住了，活活冻死在那里。有的是身体支持不住，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本文有删节)